企业所有权成本与公司治理结构
张智远
[内容提要] 由于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市场经济结构不匹配，公司治理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背离严重，我国公司治理失效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定应当审慎和灵活，应当具有针对性和可塑性。一方面，立法在选择和构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既要适度超前，以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又必须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和立法体系混乱的情况，不能脱离实际。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的实际状况，所有权成本居高不下，就使得对公司治理的设计有更大的自由度，立法的弹性将不可避免，立法所提供的选择模式应当多样化。
[关键词] 所有权 成本 公司 治理结构 监控 决策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近来美国公司法学界所惯用的一个名词。我国学者有的将之译为“法人治理”①其所指的含义一般是，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之后，经营者掌握公司经营大权，但凡人有权必滥，经营者怠忽职守、不负责任及浪费、奢侈甚至与关联者利益输送的事情，亦必所在多有。为改善或避免此种情形，法律之制衡监控设计便十分的重要。这种防止经营者执行公司经营业务时滥权行为的研究也早已成为晚近公司法学者讨论的重心。在我国企业法人的形态较为复杂，治理结构难有统一认同，本文为力求能与国外学者研究企业中监督、防弊范围相一致，故选择“公司治理”一词加以适用。
企业法人所有权在我国有学者将其界定为“企业法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企业法人所有权的权属范围是企业法人的全部财产，包括：由股东出资形成的财产和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增值的财产；从权能上说，企业法人对其全部财产享有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抽象属性上说，企业法人对其财产享有完全独立的支配权”。②这一定义显然是在强调法人所有权和其上位民法中所有权概念的一致性，而本文为强调企业所有权与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联系，将企业所有权使用经济学中的定义即对企业的剩余控制权（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和对企业利润或剩余收益（residual earnings）的索取权。由于进入企业的契约不可能是完备的，未来世界是不确定的，要是所有的企业成员都得到固定的合同收入是不可能的，因此产生了企业剩余索取权问题。企业剩余索取权，指的是企业收入在扣除所有固定的合同支付（如原材料成本、固定工资、利息等）之后的余额（利润）的要求权，由于余额的风险性，剩余所有权的享有者也即企业的风险承担者。又由于进入企业的契约不完备性和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必须有人决定如何解决契约中的漏洞或解散契约，由此产生了企业剩余控制权问题。剩余控制权指的是在契约中没有特别规定的活动的决策权。在治理结构层次上，剩余索取权主要表现为在收益分配优先顺序列上“最后的索取者”，控制权主要表现为“投票权”。 ③
明确了上述概念界定，那么任何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所有权理论都必须回答这一问题：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企业把所有权配置给某一特定种类的利益者？无论这些人是作为出资人的股东还是公司的雇员甚至是公司的债权人。要明了这些因素，则我们有必要再把公司合同集束理论（the nexus of contracts theory）④加以确立——把公司看作是一个由合同集成的网。更确切的说，公司在本质上是一系列合同的共同签署人，这些合同中包括同原材料或服务的卖方签订的供应合同，同向公司提供劳动力服务的个人签订的雇佣合同，同债券持有人、银行及其他资本供应方签订的借贷合同，以及同公司产品的买方签订的销售合同。实际上，企业组织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授权建立一个法人——一个单独的法律上的实体——来充当合同签署人的角色。
需要再一次强调的是，对我们定义的企业来说，是不是拥有自有财产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强调的目的是为了阐明这样一个法理：企业所有权与财产权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一定与资本的拥有和投入相联系。因为从广义上说，企业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建立在他与交易对方之间的非此即彼的两种关系上。我们把第一种交易关系称为是“市场合约关系”，即交易的对象不是企业的所有人，只是通过合同与企业有商业往来；而另一种关系，我简单的称之为“所有权关系”，也就是说，交易的对方同时也是企业的所有人。如果企业所有权关系完美无瑕，永远有效，可以完全消除市场合约交易的所有成本，而他自己又不制造任何新的成本，那么所有权成本分析就无必要。但事实上，所有权关系本身也有成本，其中部分成本就是我们就要讨论的公司“治理”成本，它包括企业所有权人集体决策的成本，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以及因集体决策失误或管理监督不力造成判断错误和管理人员权力膨胀而导致的其他成本。还有一类是与剩余索取权相联系的风险承担成本。因此要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就是在成本最低的所有权配置状态下，企业交易成本的总和应实现最小化，也就是以下两种成本之和达到最小：（1）企业与非所有人在市场上的交易成本；（2）企业与企业所有人交易的成本。
因此如何使所有权成本最低转化为公司治理层面上的问题就是何种治理模式更有效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所有权的两项核心权能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为便于分析，把两项权能的固有成本大致化为三种：管理人员的监控成本，集体决策的成本和风险承担的成本。
1.管理人员的监控成本与“股东至上”治理模式
在股权分散的商事公司，所有人通常必须把相当大的管理权委托给企业聘用的管理人员。其中大部分决策权委托给董事会行使，董事会再把最具操作性的决策权委托给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这种委托就导致了我们经常提到的“代理人成本”，为便于讨论，我们在这里把代理人成本划分为两个类别：管理人员的监督成本和因对管理人员监督不力而导致的管理人员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作为企业的所有人要对管理曾进行有效的监督，就必须支付以下这些成本：（1）获取有关企业运营信息的成本；（2）所有人之间为交换意见和做出决策而沟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层执行决策的成本。在这里我把这些成本结合起来称作“监督成本”。当企业的所有人对管理层监督不力时，管理人员就会有机会偷懒或从事利己交易。但无论管理人员实施了什么性质的机会主义行为，只要它所造成的损失小于监督和阻止这种行为所要付出的成本，从效率角度出发，所有人就应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代理人成本就是监督成本与监督不力或有效监督不可能时由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成本之和。
传统的公司法采取了“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在立法上的体现就是“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即股东大会享有公司的各种权利，包括公司的经营权利，董事会只享有立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有限权力，是股东大会的决议的执行者和股东大会的附庸。⑤伴随着现代公司的高速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使得股份分散化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搭便车问题等日益突出，使股东实际上难以行使对公司的直接控制权，如果一定要的话，那么对人数众多股东来说，要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能获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相关的决策成本就不可避免的会成倍的增加，所以对股东提出的任何其他略高的要求都会招致难以想象的高成本。因此，由于所有人追求最大剩余的偏好，必然要求其首先想到从最易降低的监控成本下手——怠于直接监控，转而依靠荣誉、道德、合同、侵权和刑事的制裁机制。由此传统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出现了失效问题，出现了股东大会“空壳化”问题。公司立法从“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发展。
2.集体决策成本与“股东至上”公司治理模式
当多个人共同分享一个企业的所有权时，所有权人就有可能对企业的政策和规划发生意见分歧，这种分歧大多只是不同人对于如何达到一个共同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存在不同的看法，当然当某个决策可能对不同所有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时，更严重的意见分歧就在所难免。当企业所有人的利益不一致时，他们要做出决策就必须采取用某种形式的集体选择机制。目前通行的集体选择机制就是表决，表决权通常是按照每一成员与企业的交易数量（股份额）或者一人一票的方式来配置的。当所有人之间出现利益上的分歧时，这种集体选择机制本身也会制造成本。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这种成本称为“集体决策成本”。从逻辑上讲，集体决策成本与代理人成本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使企业为监督管理人员和因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承担的成本，即使是在全体所有人利益都完全一致的情况下，这种成本也是无法避免的， 而前者则时由所有人在利益上存在异质性而产生的额外成本。集体选择机制涉及的成本大体上有两类：一是因决策无效率产生的成本（所谓决策无效率是指决策结果没有使所有人的财富集合或财富的附加值最大化）；二是决策过程本身制造的成本。但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对代理成本给予关注，而集体决策成本在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在研究公司治理模式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形象说明集体决策成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四层高的合作制公寓里，修理电梯的决定给住在一层的人带来的益处就远不及给住在四层的人带来的好处多。所以公寓的住户因其所住的楼层不同，对于要不要给修理人员付加班工资以加快电梯的修理速度这一议题就会有不同意见。如果住在下面两层不经常使用电梯的住户的人数超过了三层和四层经常使用电梯的住户人数，表决结果很可能就是反对支付加班工资，尽管电梯提前修复而给住在上层的住户带来的好处——包括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收益——远远超过了加班费的价值。另者，这种控制权也可能落到一些没有代表性的少数派手中，他们因而可能有意无意的利用这种控制权、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取得一个没有效率但对他们自己有利的决定。例如这座合作制公寓大楼的管理权很可能就掌握在那些退休住户手中，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少数派，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参加会议，于是那些直接授益于退休住户的维修项目，如修理电梯，就有可能挤占那些于他们关系不大的项目，如修复儿童乐园，而获得优先发展，即便相反的发展顺序对大楼住户整体来说更有利。无论是多数派侵占了少数派的利益从而造成无效率的结果，还是相反，少数派侵占了多数派的利益，只要做出决定的人认为自己的利益闭他人的利益更重要，他们所做出的决定就很自然的称为高成本的决定。
于是所有人用把决策权委托给委员会来控制和减少这种决策过程的成本，消除不必要的循环，所有人现在考虑的只是因授权本身导致的效率问题。因此回应监控成本分析，集体决策成本也要求公司立法上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所谓“董事会中心主义”，是由1937年德国《股份法》率先进行的对公司权力分配的变革开始的，各国公司立法大大削减股东大会的权力，同时加强董事会的权力，强调董事会经营的独立性，使公司的实际权力中心移至董事会。⑥但是，“董事会中心主义”仍然建立在以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基础上。公司的监督机制同样是一种控制权，股东可以通过控制监督以及监督程序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对应。由于公司目标没有变，公司内部权力架构中股东对公司的直接支配变成了最终监控，因此，目前各国公司法的架构仍然是资本逻辑的，内在原因是这种“股东至上”的治理结构经过内在逻辑发展形成了所有权成本的最小化。
3．“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公司治理模式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的背离
由于现代社会劳资冲突、工业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引发着社会及立法者的思考：公司是否不仅仅应寻求公司股东之最大利益，且于具体决策时，也应对于其消费者、债权人、员工乃至公司所在地附近一般社区利益加以考虑，以善尽其社会责任？⑦按照这一思考，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雇员、顾客、原料供应上、当地社区成员以及环保组织等都应该在企业的董事会中拥有发言权。这种“利益相关者”理论最早由美国学者Scott Buchanan所提出，主张为保护公共利益，各州应规定规范企业民主性之法律。董事会不仅应有股东选出，尚应由员工及社会大众选出，以达成企业组织之民主化。⑧当然从理论上讲他们都可以参与集体决策，因为任何人的权利都不会被无端剥夺，但是，由于这些决策参与者之间可能在利益上存在根本的冲突，把所有权配置给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极大的增加集体决策的成本。人人当家作主人在所有权关系中是做不到的。单纯对于公司利益关联较大的员工来讲，参与决策产生的收益也往往不足以弥补集体决策过程导致的成本。
4.风险承担成本与公司治理模式
所有权的第二种权能——剩余收益索取权——同样也涉及很多成本问题，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与企业经营的重大风险相关的风险承担成本。因为这些风险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业的剩余收益中。相对于其他所有人来说，股东可能更适于承担这种风险，他们可以通过有效的分散投资来分散风险，把所有权配置给股东就会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企业整体的风险承担成本。然而赞成公司应付社会责任者认为承担企业风险成本最多的是公司雇员，因为一旦企业不景气，企业可以随时解聘雇员，而雇员由于年龄、婚姻家庭、岗位专业技能狭窄、居住社区等因素，使其难以再转嫁风险——重新获取与原工作相当或更好的工作。与该论断相对应，“经济民主”、“雇员参与”、“劳工管理”等理论倍受青睐，并且认为雇员通过民主程序参与企业管理不只可以提高企业决策的质量，而且这种参与本身也有价值：参与管理本身是一种可消费的产品；它提供了一种具有某种价值的控制的快感；它激励并且引导了企业以外的政治参与。但无论如何也应正视雇员参与管理可能产生的好处实际上只被雇员个人占有，并且参与从来都不是免费的，他不可避免的招致了集体决策中可能出现的所有权成本问题，而且在现实中，这种成本在数量上相当可观。
5.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所有权成本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市场状况、政府职能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发展，公司治理的外部和内部经济结构逐渐改善。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仍然突出”。⑨公司治理结构还不能适应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要求，主要体现在：（1）所有权问题本身尚未理顺和规范化，所有者缺位问题突出；（2）公司外部结构尚未健全，公司内部结构封闭，公司内部结构较少受到公司外部结构制约；（3）政府和企业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和规范化，企业治理的动力受损，缺乏活力，竞争力差；（4）现阶段公司治理结构中“内部人控制”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传统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再企业改制后得以延续，并且由于内外部监督的不到位，董事与经理等公司高级职员兼任现象普遍，公司机构之间不能有效制衡，产生公司治理结构失效问题——股东大会形同虚设、监事会称为“橡皮图章”、董事长独断专行、董事会“空壳化”、“内部人控制”等。因此我国公司治理的所有权成本高昂。解决所有权成本过高问题就要重构和理顺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明确公司所有权，删除我国公司法第四条第三款“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之规定，使所有权成本成为真正的经济问题；（2）建立于我国转轨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立法应只涉及构成企业合约的一般性内容；（3）公司立法应当以“股东至上”为主要目标，但在现阶段，应允许治理结构与所有权成本有所背离，兼顾“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在经营体制上采用“董事会中心主义”和“共同参与”治理结构，将公司的控制权分散在不同的利益主体；在条件成熟时，如下一次修订公司法，就应使公司治理符合所有权成本最小化的要求，采用“董事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相关者利益用其它法律如劳动法、环保法、消费者法等加以调整，否则，对谁是企业‘真正所有者’的提问会陷入误区；（4）在公司治理结构的立法安排上，将公司的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相对应，控制权与控制能力相对应，控制权与相应的责任相对应，实现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平衡，实现所有权成本最小化。
由于公司法结构与市场经济结构不匹配，公司治理与所有权成本最小化背离严重，我国公司治理失效问题较为突出。我国公司立法对于公司内部关系的规定应当审慎和灵活，应当具有针对性和可塑性。一方面，立法在选择和构建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时，既要适度超前，以起到引导规范作用，又必须考虑到我国市场经济结构的不完善和立法体系混乱的情况，不能脱离实际。由于我国企业所有权的实际状况，所有权成本居高不下，就使得对公司治理的设计有更大的自由度，立法的弹性将不可避免，立法所提供的选择模式应当多样化。
参考文献
①柴振国等著：《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反思与重构》，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②柴振国等著：《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反思与重构》，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55页；
③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载于梁能主编：《公司治理结构；中国的实践与美国的经验》，第17—19页；
④[美] Robert.w.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⑤王红一：《公司法功能与结构法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253页；
⑥徐燕：《公司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⑦刘连煜：《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⑧王志诚：《论公司员工参与经营机关之法理基础》，载于《商事法论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页；
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62号
《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法》已经2006年5月8日市政府第105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办法
（2006年8月2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2号公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了防治地面沉降，避免和减轻地面沉降造成的损失，维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有关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地面沉降的监测、防治及其管理活动。
第三条（有关用语的定义）
本办法中有关用语的定义如下：
（一）地面沉降，是指由于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地壳表层松散土层压缩并导致地面标高降低的地质现象。
（二）地面沉降监测设施（以下简称监测设施），是指为取得地面沉降数据而建造的下列设施：
1、监测土层形变的各类测量标志及其配套的仪器设备；
2、监测地下水动态的观测井（孔）等各类水文地质监测设施；
3、为保护前述设施而建造的防护栏、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
（三）地面沉降防治设施（以下简称防治设施），是指地下水回灌井和实施地下水回灌的采灌井（含井管及其附属设施）。
第四条（管理部门）
上海市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房地资源局）是本市地面沉降监测与防治的行政主管部门。
上海市水务局（以下简称市水务局）负责本市地面沉降防治工作中的地下水开采与回灌管理。
上海市建设和交通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建设交通委）负责本市地面沉降防治工作中的建设工程管理。
区（县）政府和房地、水务、建设、规划、财政、投资、市政、交通、环保和民防等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二章地面沉降的监测与防治措施
第五条（地面沉降监测和调查）
市房地资源局应当建立地面沉降监测网络，加强对地面沉降的动态监测，并会同市水务局、市建设交通委等部门结合本市地质环境状况组织开展地面沉降调查。
第六条（地面沉降易发区）
市房地资源局应当会同市水务局、市建设交通委等部门，根据地面沉降调查与监测成果，划定地面沉降易发区。
第七条（地面沉降防治规划）
市房地资源局应当会同市水务局、市建设交通委等部门，
编制本市地面沉降防治规划，经专家论证后，报市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国土资源部备案。
本市地面沉降防治规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地面沉降现状和发展趋势预测；
（二）地面沉降的防治原则和目标；
（三）地面沉降易发区、重点防治区；
（四）地面沉降防治项目；
（五）地面沉降防治措施；
（六）地面沉降设防标准。
第八条（信息发布）
市房地资源局应当定期公布本市地面沉降的数据和相关信息，必要时依法会同相关部门发布地面沉降灾害预报。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地面沉降灾害预报。
第九条（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的布设方案）
市房地资源局应当根据城市规划、地面沉降防治规划组织编制监测设施和回灌井的布设方案。
市水务局应当根据城市规划、地面沉降防治规划和供水专业规划组织编制采灌井的布设方案。
第十条（地面沉降防治年度工作计划）
市房地资源局应当会同市水务局、市建设交通委等部门，根据地面沉降防治规划，编制地面沉降防治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第十一条（地下水开采限制）
在自来水管网到达的区域，除战备、应急备用、优质饮用水源开发利用等特殊情形外，禁止开采地下水。禁止开采地下水的具体范围由市水务局会同市房地资源局划定，并报市政府批准。
市水务局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取水许可的规定对地下水开采活动进行审批；其中，大中型建设项目和供水水源地的地下水取水许可申请，应当征询市房地资源局的意见。
第十二条（地下水开采与回灌年度计划）
市水务局应当会同市房地资源局根据本市地面沉降防治规划、地面沉降监测结果和供水专业规划共同编制地下水开采与回灌年度计划，并作为审批取水许可申请和组织实施地下水回灌的依据。
第十三条（凿井管理）
需要凿井取用地下水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提出取水许可申请并经批准后，方可开凿水井。
第十四条（规划区域的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
编制地面沉降易发区内的详细规划时，应当对规划区域进行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并作为审批详细规划的依据。
第十五条（建设工程的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
在地面沉降易发区内进行下列工程建设，建设单位应当在
可行性研究阶段或者勘查阶段进行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
（一）重大市政工程建设项目；
（二）基坑开挖深度超过7米（含7米）的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深基坑项目）；
（三）地面沉降重点防治区内的工程建设项目。
第十六条（评估资质和评估内容）
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单位依法实行资质管理。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单位应当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担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工作。
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单位应当出具评估报告，并在评估报告中，对规划区域或者建设工程遭受地面沉降危害的可能性，以及建设中、建成后引发、加剧地面沉降的可能性作出评价，提出具体的地面沉降防治措施。
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单位应当对评估结果负责。
第十七条（排水法开挖基坑的地下水回灌）
采用排水法施工的深基坑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承担地下水回灌义务。回灌要求由市水务局会同市建设交通委、市房地资源局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基坑设计施工方案评审）
建设单位制定深基坑项目的基坑设计与施工方案时，应当根据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报告的要求，明确地面沉降防治措施；采取排水法施工的，还应当确定地下水抽排量和回灌量。
深基坑项目的基坑设计与施工方案进行专家评审时，应当同时对地面沉降防治措施进行评审；未经专家评审或者未通过评审的，不得施工。
第十九条（基坑施工的监督）
深基坑项目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基坑设计与施工方案进行施工；采用排水法施工的，应当按照基坑设计与施工方案控制地下水的抽排量。
深基坑项目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按照地面沉降监测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进行基坑周围区域的地面沉降影响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应当及时报告项目所在地的建设管理部门，并采取治理措施。
第二十条（施工监测资料的汇交）
深基坑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将地面沉降影响监测资料汇交至项目所在地的区（县）房地产管理部门。
第三章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用地方式）
新建、改建和扩建监测设施和回灌井，经市政府批准，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或者以划拨方式使用国有土地。
第二十二条（建设主体）
监测设施由国家投资，并由市房地资源局负责建设。
回灌井由国家投资，并由市水务局负责建设；采灌井由开采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
第二十三条（设计施工和验收）
新建、改建和扩建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设计、施工。竣工后，按照下列规定验收：
（一）监测设施由市房地资源局负责验收；
（二）回灌井由市水务局组织验收，并通知市房地资源局参加，验收资料抄送市房地资源局；
（三）采灌井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并通知市水务局、市
房地资源局参加，验收资料分别报市水务局、市房地资源局备案。
第二十四条（回灌管理）
采灌井的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市水务局下达的地下水回灌计划承担回灌义务。
采灌井的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将采灌井移交他人的，应当与接收方签订移交合同，明确回灌义务，并向市水务局备案。
采灌井的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停止取水的，应当继续完成市水务局下达的当年度回灌计划。
第二十五条（回灌水的水质）
回灌水的水质应当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标准。
第二十六条（回灌费用）
采灌井的回灌费用中相当于取水量的部分，由采灌井的使用单位或者个人承担；超出取水量的部分由市政府承担。
回灌井的回灌费用由市政府承担。
第二十七条（维护责任和日常管理）
监测设施由市房地资源局负责维护。回灌井由市水务局负责维护，采灌井由使用单位或者个人负责维护。
市房地资源局和市水务局应当根据各自职责建立并完善监测设施、防治设施的养护制度，确保设施的正常使用。区（县）政府应当协助保护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
第二十八条（报废）
监测设施和回灌井因损坏无法使用，确需报废的，由市房地资源局、市水务局按照各自职责予以办理。
采灌井因损坏无法使用，确需报废的，使用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事先向市水务局备案，并按规定将井填实。
第二十九条（拆除和迁建）
新建、改建和扩建建设工程，应当避免对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造成影响。确因建设需要须拆除监测设施或者防治设施的，应当征得市房地资源局或者市水务局同意，并落实易地迁建的全部费用。
第三十条（禁止行为）
市房地资源局和市水务局应当在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周围设置相关警示标志。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擅自拆除或者损坏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
（二）擅自闯入或者占用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
（三）在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周围从事妨碍该设施正常运转使用的活动；
（四）侵占、损毁或者损坏监测设施、防治设施的其他行为。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关管理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地面沉降导致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
（一）擅自发布地面沉降数据或者相关信息；
（二）在编制地面沉降易发区内的详细规划时，未按照规定对规划区域进行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
（三）在地面沉降防治工作中有其他渎职行为。
第三十二条（市房地资源局的行政处罚）
市房地资源局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市水务局的行政处罚）
下列违法行为，由市水务局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侵占、损毁或者损坏防治设施；
（二）拒绝承担地下水回灌义务或者未完成核定回灌量；
（三）擅自开凿水井。
第三十四条（加价水费）
超计划开采地下水的，超采部分除按现行水价缴纳深井水费外，还应当按照现行水价的10倍缴纳加价水费。
第三十五条（行政复议和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管理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附则
第三十六条（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2006年10月1日起实施。市政府1996年8月21日发布的《上海市地面沉降监测设施管理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