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和民商法的联系与区别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一、经济法的产生，来自于对民商法界限的超越
经济法从产生那天起，就以弥补民法的不足为己任，以适应法律调节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为此，经济法必须超越民法的界限。“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经济法就是从超越民法界限的地方开始的。”⑴
（一） 经济法超越了国家不介入私人经济生活领域的民法传统，是一种国家直接调节社会经济的法。
民法基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野的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私人经济活动。而经济法则把国家引入私人经济生活，赋予国家直接介入经济生活的权利，通过直接调整国家和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
由于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它可超越个人主义立场，从社会经济发展全局出发，通过强制、直接参与宏观调控等手段调节社会经济，实现经济结构和比例关系的均衡，促进经济的合理运行和发展。因此，经济法允许、引导国家直接介入私人生活，弥补了民法只能通过调节私人经济关系、间接保障社会经济正常有序运行的不足，尤其是克服了民法对有关社会经济整体结构和运行的社会关系无力调整的局限。
（二）经济法超越民法维护个人利益的立法基点，把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价值目标，具有社会法的性质。
民法以个人利益为基点，对个人利益的无尽追求，往往导致社会经济运行的无序化，给社会利益造成损害。而经济法则以社会为本位，在兼顾各方经济利益时，维护社会经济总体利益。⑵经济法产生的任务即是要通过调整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发生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这决定了其必然以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为最高追求目标。
（三）经济法超越民法对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放任自由和消极限制的态度，代之以限制、禁止和积极引导，是一种强制促导法。
民法从尊重个人意思出发，对市民之间的相互关系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对违反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行为也只是进行消极限制。而经济法则对经济生活采取限制、禁止和积极促导的态度。这是基于国家直接调节社会经济和以社会效益为追求目标的要求。为保障国家调节经济、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既有必要依照强制方式禁止、限制某些经济行为，也有必要运用计划、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对社会各种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引导和促进。⑶
经济法对民商法这一界限的超越导致了二者在诸多方面的不同。民法对其自身缺陷的克服不足以弥补法的空白状态，经济法的出现就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调节的现实要求。
二、经济法与民商法的联系
（一）二者都是以特定的市场经济关系作为规范对象。
民法通过对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调整，通过确认主体权利和确定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的民事法律制度，为民事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奠定了必要的条件。近代市民社会以商品交换为运作方式，正是通过商品交换，才使得个人利益得以实现，商品交换要求交换双方必须承认对方是商品的所有人，与自己处在平等的地位上，只有承认交换双方是平等的，才有可能实现商品的自由交换，获取个人利益。
经济法则通过对因国家干预经济或管理经济所形成的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调整，规范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的活动范围和行为方式，为民事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和市场竞争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⑷经济法从其本质上说，是从法律角度反映国家因素对市场经济的直接影响，亦即对国家管理和协调国民经济运行关系的法律调整。经济法通过国家干预和国家参与等手段、方式，目的是通过市场之手和国家之手，以对社会资源重新整合、优化配置，谋求国民经济发展、社会整体利益平衡和国家经济安全。
（二）二者适用许多相同的法律制度
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非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它所确立的一些基本制度和基本准则，对于调整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的经济法同样适用。例如，民法中的法人制度对于确认经济法中的市场主体的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民法中的物权制度对于认识经济法中的市场主体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民法责任制度可以直接为经济法所适用。经济法和民法在法律制度适用上的某些一致性，甚至决定了经济法在某些方面无须确立自己的制度概念范畴。
商法是属于企业的法，经济法对经济生活的适度干预，归根到底也是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外部干预。所以，经济法和商法都是规范有关企业经济活动的法域；同时，经济法调整社会经济生活须借助国家公权力，商法一方面为了保护企业权利，一方面又要运用国家公权力对企业进行监督因而与经济法一样，不同程度地带有公法的性质。
三、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区别
（一）基本经济观念的差异
1、自由放任是民法的经济理念基础
近、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原理形成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近似于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即无垄断和自然垄断的存在），亦不存在外部性等。这使当时，直至以后很长时间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即市场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发地配置社会资源，由市场自动地协调经济运行”。⑸即使现今，在西方经济学界中的新自由主义派仍认为：①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是正确的，资源只能由市场来配置才有效；②即使市场本身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克服的唯一办法是完善市场机制 ，而不能依赖于市场外的政府力量；③市场失灵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而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因为政府有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④只要减少国家干预，多些市场竞争，市场机制就能充分发挥作用。⑹以上观念的核心就市场万能，政府无能。这种思潮亦波及到法学领域。
在资本主义建立初期，一直到垄断资本主义前夜，自由放任的思想始终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统治地位，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相适应的。这一时期，生产力还不发达，主要表现在：分工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还不细化；单个生产者的生产规模还不大；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在生产中还没有充分体现；封建生产关系残余即人身依附关系仍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在这种经济关系相对简单的条件下，经济机制自身的功能基本上可以协调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单个生产者的自利行为受其生产规模和所掌握的科技所限，造成的外部不经济（即一个人因为自己的行为，在不对他人支付任何代价情况下而给他人造成的不利）还不明显；社会作为科学技术的最主要推动者还没体现出来，加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需要和统治者组织经济的经验还缺乏，自由放任思想的出现就成为必然。
亚当•斯密曾以人是自利的作为理论的前提，在此基础上，认为：“在各事物听任其自然发展的社会里，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和目的在于使其生产值达到最大程度，……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所要达到的目的。”⑺即自利的人在“无形之手”的指引下，可实现经济的有效、协调发展。经济自由意味着人们要有经济上选择的自由，而自由选择的实现是以人平等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人与人不平等，那么自由选择就无从实现。以上观念用法律表示出来，就是个人利益不可侵犯；人人平等；意思自治。——这是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原则。
由此可见，自由放任，就可实现经济理想状态，是资本主义民法的经济观念的基础。民法规制从经济角度看，旨在保证市场机制运行的条件不受破坏。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所需的，主体平等，自由选择，明晰产权，诚信、遵守交易规则等，都从民法的基本原则，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中得到反映。
2、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经济理念基础
经济法的基本理念、制度形成于20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危机的频繁暴发及造成的破坏，使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对市场缺陷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结论认为，以下市场缺陷都会导致市场失灵：①市场形成垄断和自然垄断；②外在经济和外部性的存在；③信息偏在、不足、不充分；④不公正的分配；⑤经济的周期性波动；⑥公共物品提供达不到最优；⑦市场的投机性和未来的不可确定性，导致的风险性，造成部门间投资的失衡等。⑻可见市场机制并非万能。所以当市场失灵时，必须通过政府的作用来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但政府调节亦并非完美无缺，政府有以下不完备性：①任何社会都不可能产生有代表性的政府；民主社会，执政必须获得选票，选票获得又以金钱为后盾，这势必使政府倾向于某一实力集团利益。政府官员只对上司负责，社会利益往往不被考虑；②政府决策眼光短浅，因为民主社会政府面临几年一度的选举，为迎合选举，导致政治决策上的近视眼；③政府决策由政府官员作出，而人因受有界限性约束，制订政策时失误也难免除。这些都导致政府失灵。在既存在市场不完备和政府不完备的条件下，如果政府的不完备性超过了市场的不完备性，那么政府干预将不会存在，因为蒙受市场的不完备比蒙受政府的不完备对人们更为有利。但现实中政府干预 的存在且越来越强的事实证明，只要有所约束，政府的不完备性是会小于市场的不完备性。
基于此，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固然是‘政府干预经济之法’，但也是某种程度上甚至首先是‘干预政府之法’，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行为，明确政府责任是经济法的核心内容所在”。⑼
这一基本经济观念的差异，导致了民法与经济法立法目的完全不同，既然市场自由放任，即让市场机制自发作用可以实现经济的理想状态是民法的经济学观念基础，那么民法的所有规制旨在给市场机制的自由发挥创造条件，即恢复市场机制的自然状态。经济法却以相反的经济观念为基础，它所有的规制旨在限制、修正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以使市场经济按人设计的理想状态运行。因而可以说民法是市场经济的“自然法”，而经济法则是市场经济的“制定法”。这正是世界范围内各国民法内容具有很大相同性及稳定性，而经济法却因国家不同及一国历史时期不同具有很大差异性的原因所在。
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的观念差异
经验证明，人们之所以要参加经济活动，在经济活动中与他人发生某种关系，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⑽由此可见，每一个社会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即经济关系实质是一种物质利益关系，因此，作为调整经济关系（财产关系）的民法和经济法目的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外是改变经济生活参与者的经济利益。
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利益是以各种形态表现出来的物质利益。每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能取得多少利益主要取决于其所拥有或可供支配的生产要素，这些要素既是其重要的物质利益，也是其借以实现自己其他物质利益的手段。各经济活动参与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为了各自利益结合起来构成经济社会，形成社会经济共同体，共同体为发挥其职能就需要掌握一定的物质和资本，这样就形成了社会利益，同时就产生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
1、个人利益的实现是民法的核心
我们知道，近、现代民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产生于资本主义形成和上升时期。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还不紧密，经济社会对经济主体的发展影响还不明显。各经济主体之间除了在交换中直接联系以外，再无别的联系。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当时经济社会，一方面不存在外部性——即每个经济主体生产和消费物品及服务的行为不以市场为媒介而对其它的经济主体产生的附加效应的现象。另一方面，公共物品对经济个体的影响微不足道。所谓公共物品指“如果就某物品来说，特定的个人和他人能够同时消费……，则这种物品就很难通过市场供给……。我们将这种物品称之为‘公共物品’”。⑾在这样的经济社会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不存在冲突，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利益的简单加总而已。因此，个人利益最大化也就可以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了以人的个性——自私性或自利性为基础，强调人的个性充分对个人及社会有利的思想观念产生就成为必然。
亚当•斯密认为：“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并不想促进社会利益，但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这样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⑿
个人利益如此重要，那么什么是个人利益呢？个人利益的大小如何衡量？经济学认为，个人利益就是个人所掌握的物质资料和可支配的物质资料，其利益大小取决于物质的多少和物的效用。而物的效用是以其给所有者所提供的心理满足程度来衡量的。可见主观因素在效用决定中有很大作用。由于个人的偏好不同及“边际效用递减法则”（随着一个人拥有某物品数量的增加，增加的边际效用是减少的）作用，同样的物质资料对不同的人效用就不一样，即表现出的利益大小就有差别。可见，只有个人是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
基于此，民法制度设计只要能给个人提供激励，促使个人利益的实现，就可以实现社会利益。民法制度虽历经变迁，对私权绝对进行了一定限制，但以个人为本位，所有规范旨在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仍是民法的核心。根据以上理论，在一个社会中要使个人利益最大化以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在以个人利益为本位的基础上，还必须给经济活动者以完全的意志自由，使其根据所掌握的生产要素和个人偏好进行自由选择。民法的个人本位和意思自治正是这一要求的反映，可见这一经济观念是民法的经济观念基础。
2、社会利益的实现是经济法的核心
经济法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使生产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任何经济主体都离不开经济社会而发展，正如T•霍布豪斯所说“某些老板们认为，他们由于‘自我奋斗’获得成功并且‘创造了自己的企业’，而在事实上，是整个社会向他们提供了技术工人、机器、市场、安定和秩序……，如果把这些因素统统去掉，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赤身裸体的野蛮人，靠采野果打野兽为生”。⒀从经济学角度讲，这时的经济社会中①存在外部性；②公共物品对各经济主体的影响至关重要；③存在信息偏差——交易双方对有关交易所掌握的信息不对等，⒁这样势必会导致交易中有一方以另一方的“信息偏差为基础，而把交易主体的另一方置于不确定的环境中”⒂这种存在着不确定时，便不能达到帕累托效率。同样，现代经济学中的集体行为理论说明，在无外在条件约束下，公共物品的提供达不到帕累托效率，这三方面告诉人们，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冲突。因此，社会利益不是个人利益下简单加总，个人利益实现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实现。
基于这一假设，经济法制度的设计以社会为本位，为追求社会利益的实现，其按一定标准把主体分成不同的种类，按其功能、地位，给各个成员一种独立的和有选择性的激励，“以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利于集团的行动”⒃，即其所有规制旨在保证社会利益实现。以此理论为基础，国家在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时，或为促进个人利益时，就必须从社会利益出发，从财政、金融、社会保障、区域平衡等方面入手，利用国家权力对一切不利于社会利益的行为给予限制。这些以立法表现出来正是经济法的内容，而社会本位、国家干预又被经济法学家们认为是经济法的本质，可见这一观念是经济法的经济观念基础。
以上经济观念的差异，导致经济法和民法的立法出发点正好相反，民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利益充分实现，以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人的个性得以充分发展。经济法则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一切规制都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正是基于这一点法学家认为，民法是私法，经济法是社会法。如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民法侧重从微观、从经济发展所需动力方面，以高效率来促进人的利益的实现；而经济法则侧重从宏观、从协调方面减少社会经济震荡造成的破坏和优化经济结构，从而提高效率来促进人们的利益。正因此，日本学者金泽良雄说：“经济法规制的目的，概括地说，是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⒄
（三）也正是基于民法与经济法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差别，才在具体制度上有了更为细致的区分。
1、二者调整对象不同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而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则是行政管理性经济关系。这两种经济关系的性质泾渭分明、迥然有别，是不容混淆的。这是经济法与民法的最根本的区别，也是经济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最基本的根据。
2、二者的功能不同
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两种调节机制，一种是体现价值规律作用的市场调节，一种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直接或间接干预管理。前者被称为“无形之手”，后者被称为“国家之手”。民法是保障市场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它更多体现的是价值规律的作用和要求；经济法是保障国家调节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其功能在于弥补民法在解决市场失灵、效率与公平等问题上的不足，以改善和矫正市场机制内在的缺陷。
3、二者的性质不同
民法属于私法的范畴，被公认为典型的私法，强调诸如“主体平等”、“意思自治”等一系列民法原则。而法学界对经济法性质及其归属的认识却大相径庭，有的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有的认为经济法是“跨越公法与私法并含于其中的法律”；有的则突破了传统的私法的划分，认为经济法是属于独立于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大法域。无论对经济法的归属如何确认，它不属于传统的私法当无疑义。
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郑州市委托招商办法的通知

郑政〔2004〕1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现将《郑州市委托招商办法》印发给你们，望认真遵照执行。

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郑州市委托招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强化招商，完善招商机制，拓宽招商渠道，扩大利用外资规模，促进本市经济快速发展，依据《中共郑州市委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决定》（郑发〔2003〕15号）和《关于扩大招商引资的意见》（郑发〔2003〕20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符合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国家允许外资经营或参与经营的项目都可作为委托招商项目。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委托招商包括通过授权委托形式聘请高级招商顾问和招商大使、设立招商代表处及通过协议方式对外开展的政府委托招商和企业自主委托招商五种形式。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通过委托招商形式引进境外资金在本市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招商引资活动。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组织市外资办、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及项目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成立市招商引资奖励认定委员会（以下简称认定委员会），依据本办法规定对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所应享受的奖励标准、奖金数额进行认定审核；对政府协议委托招商中受托人所应获得的中介佣金标准和数额进行审核认定；对企业自主协议委托招商中的佣金补贴标准和数额进行审核认定。

第二章 授权委托招商



第六条 高级招商顾问是指为在更高层次上制定本市对外开放战略和全球招商引资规划，建立全球招商引资网络，以政府名义聘请的国内外知名人士。

第七条 高级招商顾问的主要职责：

（一）针对本市对外开放及招商引资工作，定期提出有建设性的具体建议；

（二）参与本市中长期招商引资规划和政策的制定；

（三）对外宣传介绍本市投资环境及投资政策；

（四）向本市引荐投资项目、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五）帮助本市在其所在国家和地区策划和实施各类招商活动；

（六）组织介绍当地企业家和投资人到本市参观、考察、交流和参加各类招商活动。

（七）与招商引资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高级招商顾问的聘请原则：

（一）高级招商顾问应是其所在国家或地区政府经济部门、行业协会及商会的知名人士，学术界知名专家学者及大型跨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二)高级招商顾问的聘请应由多层面构成，兼顾各种代表性。

第九条 招商大使是指为推进全球招商引资规划的实施，由市人民政府在全球范围内聘请的对本市招商引资工作有积极性、熟悉国际资本运作、与国外企业界有一定联系的境内外各界人士。

第十条 招商大使的主要职责：

（一）受托在其所在地区帮助本市开展招商引资；

（二）对外宣传介绍本市投资环境及投资政策；

（三）向本市提供各类投资信息；

（四）为本市在境外举办各类招商活动提供帮助和支持；

（五）组织介绍当地企业到本市参观、考察、交流和参加各类招商活动；

（六）与招商引资活动有关的其他工作。

第十一条 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聘请程序：

（一）市人民政府各部门或所辖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推荐，市外资办对各单位所推荐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资料进行汇总，并登记造册；

（二）市外资办征求被推荐人意见，依据本办法，进行初选；

（三）高级招商顾问由市外资办拟定候选人名单报市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市开放领导小组）审核通过后，对符合条件者以市人民政府名义颁发《郑州市人民政府高级招商顾问聘书》。

招商大使由市外资办拟定候选人名单报市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开放办）审核通过后，对符合条件者以市政府名义颁发《郑州市人民政府招商大使聘书》。

第十二条 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的聘请不限制国家或地区。高级招商顾问同期聘请总人数不超过二十人；招商大使人数应控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不超过十人，同一城市不超过二人，同期聘请总人数不超过一百人。

第十三条 招商代表处，是指经市人民政府授权委托，依托现有企业组织，在境内外建立的、代表市人民政府对外开展招商引资工作的办事机构。

第十四条 招商代表处的主要职责：

（一）对外宣传介绍本市投资环境及投资政策；

（二）联络所在地区大型企业集团及公司，并收集有关信息，定时通报市外资办；

（三）为本市在招商代表处所在地区举办各类招商活动提供帮助和支持；

（四）协助或代为本市组织、举办各类招商活动；

（五）接待本市招商团组赴其所在地区进行招商引资工作；

（六）介绍当地企业到本市参观、考察、交流和参加各类招商活动；

（七）其他招商引资活动。

第十五条 下列组织机构可被授权设立为本市驻外招商代表处：

（一）市人民政府驻外办事机构；

（二）市外商投资企业的境内外总部或机构；

（三）市大型企业的驻外机构；

（四）对本市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工作有一定积极性的其他法人或组织。

第十六条 授权设立招商代表处不限制国家和地区，但同一国家或地区设立总数不超过十个，同一城市设立不超过二个。

第十七条 授权设立招商代表处程序：

（一）由本市政府各部门及所辖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推荐，并将推荐的企业材料报送市外资办；

（二）市外资办对各单位所推荐的企业资料进行汇总初选，并征求入选企业意见；

（三）市外资办拟定候选企业或组织名单报市开放领导小组审核，审核通过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组织颁发《郑州市招商代表处授权书》。

第十八条 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任期两年，期满后，经审核合格，可以续聘。

第十九条 本市在境内外举办各类招商活动时，首邀活动所在地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及招商代表处人员参加，认真听取其意见。

第二十条 授权委托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协助或独立组织招商活动时，经市外资办、财政局审核批准，根据前期预算，可由本市财政先期预付部分相关费用，活动结束后，一次性结清余款。

第二十一条 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引荐具体项目投资本市的，按《郑州市招商引资资金认定及奖励办法》所界定标准提高2‰，对其实施奖励。奖励资金由本市受益财政按比例承担。

第二十二条 市外资办应为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提供必要的服务，并负责管理协调：

（一）及时向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通报本市招商信息、重大招商活动计划；

（二）及时提供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工作所需的投资指南、项目研究报告等招商资料；

（三）定期征求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意见；

（四）定期邀请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人员到本市参观、考察、交流。

第二十三条 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主要负责人受邀到本市参观、考察、交流所发生费用由本市财政承担。

第三章 协议委托招商



第二十四条 协议委托招商是指由市人民政府或项目法人（以下简称委托人）与境内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受托人）签订委托招商合同，受托人依据委托招商合同对外开展招商引资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委托人为市人民政府的委托招商行为简称政府协议委托招商，委托人为企业项目法人的委托招商行为简称企业自主委托招商。

第二十六条 受托人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备良好资信和开展相关工作的能力；

（二）拥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和丰富的企业关系；

（三）受托人为个人时，必须是专业中介服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或大型跨国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

第二十七条 委托招商合同主要内容：

（一）委托人与受托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二）委托内容；

（三）佣金支付方式和标准；

（四）委托人与受托人的权利和义务；

（五）合同有效期；

（六）违约责任；

（七）争议解决的方式。

第二十八条 委托人既可就单个项目，也可就多个项目进行委托。

第二十九条 委托人应履行下列责任：

（一）及时向受托人通报本市招商信息、重大招商活动计划；

（二）及时提供受托人工作所需的投资指南、项目研究报告等招商资料；

（三）定期征求受托人意见；

（四）定期邀请受托人到本市参观、考察、交流。

第三十条 受托人应履行下列责任：

（一）依据委托招商合同引进资金投资本市；

（二）对外宣传介绍本市投资环境和政策；

（三）积极参加委托人组织的各类招商引资活动；

（四）协助委托人在其所在地组织召开各类招商引资活动。

第三十一条 政府委托招商时，由市人民政府授权市外资办对外签订委托招商合同，承担委托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第三十二条 政府委托招商合同签订程序

（一）通过社会征集、政府部门推荐与自荐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受托人初选名单，社会征集和对受托人的初选工作由市外资办负责；

（二）由市外资办对受托人资格进行审核确认；

（三）市外资办与初选合格的受托人共同协商委托招商合同；

（四）由市外资办汇总委托招商合同、受托人资格认定材料，并报送市人民政府审核；

（五）由市外资办代表市政府与受托人签订委托招商合同

第三十三条 本市在受托人所在国家或地区举办各类招商活动，应邀请受托人参加，委托受托人协助或独立组织招商活动时，对所发生费用，经市外资办、市财政局审核批准，由市财政予以补贴。

第三十四条 政府委托招商，受托人引荐具体项目投资本市的中介佣金，可在《郑州市招商引资资金认定及奖励办法》所界定标准的基础上提高2‰，具体标准在委托招商合同中具体确定。

第三十五条 政府委托招商，受托人成功引荐具体项目投资本市后，由市外资办汇总有关材料并报认定委员会，认定委员会对受托人所应获佣金标准和数额进行审核认定。受托人凭认定委员会出具的《郑州市协议委托招商中介佣金确认书》前往佣金发放部门领取中介佣金。

协议委托招商中介佣金由本市受益财政按比例承担。

第三十六条 受托人领取中介佣金，需向市外资办提交下列材料：

（一）委托招商合同；

（二）资金到位证明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

（三）投资方对受托人工作的证明材料；

（四）受托人合法身份证明材料。

第三十七条 企业项目法人自行对外开展委托招商时，中介佣金标准由委托人与受托人按市场惯例协商确定。

第三十八条 委托招商合同经市外资办前期审核备案的企业自主委托招商，引资成功后，经申请批准，按《郑州市招商引资资金认定及奖励办法》所界定标准，由政府给予对外委托项目法人一定数额的委托招商补贴。补贴资金由本市受益财政按比例承担。

第三十九条 企业自主委托招商成功后，由市外资办汇总有关材料并报送认定委员会，认定委员会对委托项目法人所应获补贴标准和数额进行审核认定。项目法人凭认定委员会出具的《郑州市协议委托招商中介佣金补贴确认书》前往补贴发放部门领取协议委托招商佣金补贴。

第四十条 对外委托项目法人申领佣金补贴时，应向市外资办提交下列材料：

（一）项目法人申请；

（二）备案的委托招商合同；

（三）资金到位凭证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

（四）投资人对受托人工作的证明材料；

（五）市外资办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四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引荐香港、澳门、台湾资金投资本市，或引荐现有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本市的，参照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四十二条 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和受托人超越本办法或委托招商合同规定所开展的一切活动，所引起的法律纠纷，本市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对高级招商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的奖励认定发放和对协议委托招商中受托人佣金的认定支付，每半年实施一次。

第四十四条 凡按本办法领取各种奖励或中介佣金的高级顾问、招商大使、招商代表处或受托人不得申请本市其他招商引资奖励。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