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法律体系 民法典 法典化 民法总则 人格权法 债法总则
内容提要: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保障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这一体系适应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就民法而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完整，突出表现为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因为法律体系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时俱进;而且，在民事立法领域，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各项法律之间基本上也保持了一致，但在形式上却因为没有民法典而体系化程度不高，这既与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不符，也与刑法、诉讼法等其他基本法律的法典化形态不匹配。由此可知，在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层面上，一项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部民法典。

我国民法的体系化需要制定民法典，这不仅出于立法形式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是实现私法系统化的一个完美方法。[1]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去法典化”现象[2]，但并不表明法典重要性的减弱，而只是反映了单行法对民法典中心地位的冲击现象。然而，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所以此种情形在我国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去法典化”现象来否定法典化在中国立法实践和国家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民法体系化，既有确保民法规范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系统化效用，还能充分满足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民事纠纷案件的实际需要，故而，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一)法典化是实现中国民法体系化的最佳途径

法典化的灵魂在于体系性，从形式体系而言，法典化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由此使法典在特定价值引导下有统一法律术语、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并在法典内部以及法典与单行法之间形成一般与特别、指引与落实等顺畅的关系。可以说，只有通过法典化，才会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否则往往会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事倍功半，我国在此方面已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体系性的民法典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矛盾冲突，可有效地防止政出多门，进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确定的预期，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法典的体系性还要求其内容的全面性，即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3]这对民法典尤为重要。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必须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法官裁判各种民事案件提供基本的裁判规则。不过，强调全面性，并不是说民法典必须面面俱到，它作为民事基本法律，只宜规定民事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为民事活动提供基本的方向性指引，这决定了它要有节制地规制社会生活，应当体现出波塔利斯所言的“立法者的谦卑和节制”。[4]要做到这一点，民法典势必要借助抽象术语进行表述，必须要对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则进行抽象，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社会变迁乃至国家政策调整而随意改变。

体系化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价值层面。这就是说，价值体系是指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是体现在法律背后立法者所追求的宗旨和目的。具体到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仍要秉持体系性的核心特性，应在坚持和弘扬传统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和安全价值基础上，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价值以及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法律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保证形式体系的形成。在我们的民事立法中，确实存在某些规则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现象。比如说《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则，是把它作为效力待定的行为来规定。该条所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强化的是对原权利人的保护。但是《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它所体现的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所以同样是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可能因权利人未追认而无效，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权利人即便不追认，也可能是有效的。这两个条款之所以发生了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价值体系上就是冲突的。而保持价值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必须要制定民法典。

(二)民法典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的保障

作为整合私法制度的统一体，民法典还将统一民事审判的司法规则，能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5]换言之，民法典为法官提供了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规则，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极为重要。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对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将提供重要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体系性的框定下，民法典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不仅在于法典源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手，在权力来源上有至高的权威性，同时其属于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基本法律，[6]位阶仅次于宪法，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命令、司法解释等均不得超越民法典;更重要的是，它有统一的价值指引，并涵括了民事活动的基本规范，可以说，民法典是成文法的最高形式，法官寻找处理民事案件纠纷的依据，必须首先从民法典的规则中去寻找。[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表明了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是处理各种侵权纠纷的裁判依据。一旦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后，大量单行法仍继续存在，除非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法典就应当优先于其他法源而得以适用。这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没有规定时，才能适用其他法律。比如，“汽水瓶爆炸伤人案”是一个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普通案件，但现实中有许多法官经常遇到找法的困惑，即究竟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各个法院的判决所适用的法条很不一致。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作为我国将来民法典的有机部分，则它们应优先适用。显然，与其他规范相比，经由体系化而产生的民法典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能方便地为法官找法提供正确的路径。

第二，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集中规定了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规则。这便于法官找法，即优先适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裁判规则，其他法律处于候补适用的地位[8]。所以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同时，与数量众多、价值不一致的单行法相比，民法典的体系性确保其内容和谐一体，且相对抽象简化，无论查询成本、学习成本还是适用成本均比较低。[9]可以说，法官只要有一部民法典在手，并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概括而言，民法典的权威性和简化性，有助于“降低法律适用者搜寻成本，同时减少裁判恣意”。[10]

第三，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不仅便于法律适用，还有助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法典化势必综合既有的法律经验和法学理论，概念、规则和观念都更精确，[11]能为法官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方案，可确保同一规范适用统一，这也是法律可预期性延伸出来的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是完整统一的信息系统，为那些需要应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体系，[12]这不仅实现了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也使得当事人可以预见法院的判决结果。正因为法律适用具有一致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在规范的约束下进行，保障法官平等地、统一地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实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从而实现法的安定性。[13]

第四，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消除各项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障法官可以正确适用法律。从我国民事立法来看，由于没有制定民法典，存在某些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每个新的法律制定之后，都需对以前的立法进行修改，但是没有在新的立法中具体指出来，在哪些条款中进行了修改，从而给法官适用法律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制定了民法典，就可以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的规定，保证法官正确的适用法律。例如，《物权法》于2007年通过，但迄今为止，在一些地方法院，针对有关担保物权的纠纷，仍然援引《担保法司法解释》等这些规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物权法》在制定时，没有说哪些地方对《担保法》做出了修改，所以法官对此并不清楚。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大问题?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民事立法的体系化程度。或者说进一步强化民事立法的体系性。

第五，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培养法官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民法典既然是法官找法的首要对象，法官就必须理解民法典的价值、规范以及协调这两者的逻辑，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正确地适用民法典。一方面，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并不能简单局限于对某一个规范的考察，而应当将其置于体系化的规则中进行考察，寻找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规则，这样才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案件处理依据。所谓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对请求权的体系进行全面考察而寻找最准确的基础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法典是民法基本规范的有机整体，其基本架构为总分结构，法官即应按此逻辑和系统进行适用，法典是按照总分结构来安排的，它使得法官容易理解法典的逻辑和系统，了解各个规则在适用时的效力层次，了解民法典内部各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分则中的制度优先于总则中的制度来适用。法官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来适用法律。例如，出现了保险合同纠纷以后，法官首先要查找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因为保险法属于特别法，如果保险法没有规定，则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合同法总则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债法总则没有规定，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民法法典化以后，法官应当尽可能按照法典来进行裁判，并且要对其援引法典某个条文的理由，法典的价值取向，规则的确切含义进行说明，从而强化判决的说服力。在法典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时，法官必须依据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裁判，但必须说明裁判的理由。这也是法典对裁判过程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14]

二、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

在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时，必须要确定其中的核心制度，即所谓“中心轴”。围绕着这条“中心轴”，民法典中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将形成逻辑统一体。该“中心轴”究竟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为自己的中心轴。例如，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认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贯穿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整个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为核心加以构建。[15]二是民事权利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就是权利法，因此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展开。此种学说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思想，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16]三是法律关系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法律关系为基础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种编排方法中，法律关系被作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17]萨维尼以法律关系为中心，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民法典的体系，该体系反映出的编排方法被后世学者称为“萨维尼编排法”。[18]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潘德克顿体系结构(Pandektensystem)。采纳德国法系的国家大都接受了这一体系[19]。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其所研究和所规定者，不外法律关系而已。”[20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21]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一种法律归纳和抽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民法规范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科学的编排方式，民法的诸制度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而展开的，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内容三项要素，三项要素可以完整覆盖民法典的各项内容。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民事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脉络，就把握住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民法典，民法典应当首先设立总则，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民法典的分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分则部分包括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修改补充《民法通则》，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颁布，但其调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权利;尤其是《民法通则》基本涵盖了所有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只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发挥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适用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将其纳入到民法典的相应部分。[22]换言之，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彻底抛弃《民法通则》，而应剥离其中的民法共性规范，作为民法典总则的蓝本。

第二，通过整合完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将它们统一纳入民法典并分别作为分则的各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在制定时，重视各自的体系性与完整性，并未按照民法典的体系进行系统的设计，例如，《物权法》关于保护物权规定中，既包括了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了侵权的请求权等，忽视了与《侵权责任法》的协调，故而，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对各部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而不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纳入。

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后者分为物权与债权，它们均独立成编，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却未单独成编，其规则或规定在主体制度中，或散见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可以说，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反映其“重物轻人”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一缺陷，人格权即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也符合人格权保护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如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而且，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也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能体现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的普遍价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5年8月4日自治区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丰富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文化市场的经营和管理，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提倡健康有益的、有利于民族团结的精神产品和文化娱乐活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鼓励和支持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
文化经营活动。
禁止和取缔一切有损国家尊严，内容反动、色情淫秽，赌博，宣扬封建迷信、凶杀暴力以及有害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的文化经营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指文化市场经营活动包括：
（一）各类营业性演出及表演；
（二）各种文化娱乐经营活动；
（三）图书、报刊等出版物的发行、批发、零售、出租；
（四）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出租、放映；
（五）电影影片的发行、放映；
（六）文物、美术作品的经营活动；
（七）营业性文化艺术展览和文化艺术培训；
（八）各种文化经纪活动；
（九）其他文化经营活动。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文化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应当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和农牧区发展文化事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文化市场的繁荣发展，加强文化市场管理队伍的建设，重视培养各民族管理人才，以适应文化市场的发展。
第五条　凡在自治区境内从事文化市场经营活动和管理工作的，必须遵守本条例。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控告。
第六条　对模范遵守本条例，从事文化市场经营和管理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七条　文化市场管理工作在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分部门、分级管理的原则。
第八条　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主管全区文化市场工作。各州（地区）、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依照管理权限，主管本行政区域内文化市场工作。
自治区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主管全区图书、报刊市场工作。各州（地区）、市、县（市、区）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图书、报刊市场的管理，业务上接受自治区新闻出版行政部门指导监督。
第九条　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的职责是：
（一）宣传、贯彻执行有关文化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对文化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发展规划和管理制度；
（三）按权限审批、核发文化经营许可证；
（四）监督各种文化经营活动，查处违法行为；
（五）维护经营者、消费者合法权益；
（六）对下级部门管理文化市场的工作进行指导、监督；
（七）对文化市场管理人员和经营者进行培训；
（八）对文化市场进行管理的其他职责。
第十条　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和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共同组成音像制品内容审核机构，负责进入文化市场音像制品内容的审核工作。
自治区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图书、报刊、音像制品出版、复制工作的管理。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对文化经营场所的治安、消防进行监督、管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注册登记，核发营业执照，监督文化市场的经营活动；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管理文化市场。
第十二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负责城市以外本系统文化市场的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自治区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
第十三条　文化市场实行稽查制度。
各级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的稽查人员，依法对文化市场进行监督检查。
文化市场稽查人员履行公务时，应主动出示稽查证件。

第三章　申办条件和程序
第十四条　申办文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必要的资金和相应的设备；
（二）有符合治安、消防、卫生条件的固定场地；
（三）合格的从业人员；
（四）按规定应具备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文化市场经营活动实行文化经营许可证制度。
凡符合第十四条规定条件的，经文化市场主管部门审查批准，领取文化经营许可证，按照国家规定需要申领安全合格证的，应当向公安机关申办安全合格证，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营业执照，方可营业。
第十六条　文化市场主管部门自收到开业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批准的书面答复。
第十七条　文化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当以审批时核准的范围和方式从事经营活动。合并、分立、歇业、停业以及经营范围等事项的变更，应当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八条　文化市场主管部门对文化经营活动实行年审验证制度。经营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验证手续。

第四章　管理与经营
第十九条　凡从事各类营业性演出和表演的团体、个人，应按有关规定，经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取得演出许可证。
各类营业性演出场所，不得接纳未取得演出许可证的团体和个人进行营业性演出和表演。
第二十条　区外演出团体和个人来我区进行营业性演出，必须持所在省、区（市）文化行政部门出具的证明，并经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审核批准；区内演出团体和个人赴外省、区（市）进行营业性演出，由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核发演出证明。
第二十一条　演出和表演的节目内容，必须经文化行政部门审查批准。
第二十二条　营业性文化娱乐和录像放映场所，应当执行文化、公安、卫生、环保等行业管理标准，严格遵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消防安全的管理规定。
第二十三条　禁止利用文化经营活动及其场所进行赌博、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和宣扬封建迷信活动。文化娱乐服务场所不得用色情或者变相色情的方式招徕、陪侍顾客。
第二十四条　营业性歌舞厅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接待未成年人。
台球、电子游艺活动，非节假日不得向未成年人开放。
从事前两款经营活动的场所，应当设置标明限止性要求的明显标志物。
第二十五条　文化经营活动，不得妨碍周围单位、居民的工作、学习和休息。
第二十六条　经营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必须是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出版，并公开发行的出版物。
禁止经营非法出版的和国家明令禁止的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
第二十七条　音像制品经营单位和放映场所不得经营、放映未经自治区音像内容审核机构审核的和内部使用的音像资料制品。
第二十八条　进入自治区文化市场的电影影片，应当经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审查。
禁止出租、销售、放映非法复制、转录的电影影片和录像制品。
不得将内部观摩的电影资料片进行营业性放映。
第二十九条　销售的字、画等美术作品，应当标有作者姓名、国籍、创作年代等。仿制、复制品应当标明“仿制”、“复制”字样。
不得经营国家或者自治区禁止经营的字、画等美术作品。
文物及属文物范畴的美术作品的经营和管理，按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执行。
第三十条　从事演出经纪的机构和个人，应当经自治区文化行政部门批准，领取演出经营许可证，工商行政部门注册登记后，方可开展经纪业务。
第三十一条　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从事、参与或者变相从事、参与文化经营活动；
（二）违反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
（三）刁难、报复经营者；
（四）挪用、私分收缴物品和罚没款；
（五）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六）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十二条　文化市场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互相配合、秉公执法。对不属于自己管理职责范围内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告知有关主管部门，由该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第五章　经营者权利和义务
第三十三条　经营者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依法享有经营自主权，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二）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违法收费；
（三）拒绝任何单位和个人无偿占用其经营场地、设备；
（四）拒绝无检查证件人员的检查，拒绝非发证单位扣缴或者吊销其证、照；
（五）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徇私舞弊、▲用职权使其经营遭受经济损失、人身伤害的，有权要求赔偿。
第三十四条　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国家法律，提供文明服务，不得从事违法经营活动；
（二）依法缴纳税、费；
（三）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维护消费者正当利益，不得牟取暴利；
（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
（五）自觉接受有关部门检查监督，协助文化市场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维护文化市场秩序；
（六）维护经营组织中工作人员的人格尊严，不得侵害其合法权益；
（七）保证经营场所安全、卫生，防治环境污染。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未领取文化经营许可证或未按批准的范围和方式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由文化市场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接纳未取得演出许可证的团体和个人进行营业性演出和表演的，由文化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视情节轻重，可以并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未经批准从事跨省区营业性演出和表演，或者节目内容未经审查批准，擅自进行营业性演出和表演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分别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　利用文化经营活动及其场所进行赌博、卖淫、嫖娼和其他色情服务或者宣扬封建迷信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文化市场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职责分工可以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证照。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保护未成年人规定或者妨碍周围单位、居民工作、学习、休息的，由文化行政部门分别给予警告、责令停止经营活动，可以并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第四十条　经营非法出版物和违禁书刊、音像制品及字、画等美术作品，放映未经核准的音像制品或者电影影片及内部使用的音像、电影资料带（片）的，由文化市场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物品，并处以违法所得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
可证。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第四十一条　销售未标有作者姓名、国籍、创作年代字、画等美术作品或者未标明“仿制”、“复制”字样的仿制、复制品的，由文化市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没收违法经营的物品，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文化市场管理人员违反本条例，▲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属于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管理职责的，由有关行政部门依法处罚。
第四十四条　由文化市场主管部门给予吊销许可证处罚的，有关行政部门应当同时吊销由其核发的证照。
第四十五条　对同一违法行为，有关行政部门不得以同一理由重复处罚。
对违反本条例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罚没款应当统一使用罚没款票据；罚没款全部上交财政。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
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涉外及涉港、澳、台文化经营活动，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