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郭文钦

摘要 依法治国作为当代中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具有严格的形式性。研究法治的形式合理性实际上就是研究法治逐渐走向理性的过程。法治的形式合理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符合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被称作形式法治，它不涉及人的主观好恶以及主观上的评价，因此，形式法治可以反对专制特权；形式法治有利于维护实体权利；形式法治有利于确保司法公平；形式法治既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又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法治 形式合理性


绪论
依法治国是我国的根本治国方略，彻底抛弃人治实现法治是现代国家治国的根本要求。按照一种较为科学和合理的分类方法，法治被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形式法治是一种严格要求法律体系形式合理性的法治，而实质法治则更多的体现在法律保障社会和人民实质上的公平和正义。
目前国外对于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争论和研究较多，一种普遍的要求是在形式法治的前提下更多的实现实质法治的要求。相比之下，国内对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则显得不足，只有少数专著和论文论及该问题。
本篇论文试图通过对已有的材料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原先较为分散的观点和论述，并努力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论文分为四个部分：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四、在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第一部分从专门论述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入手，分析形式法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第二部分则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西方法治发展的进程，从而归纳和总结出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即法治的发展是法律形式理性化的过程。第三部分论述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第四部分结合我国的国情阐明我国强调法治形式合理性的意义。


论法治的形式合理性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
在探讨法治的形式合理性之前，我们有必要对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进行区分和理解。
（一）法律的形式合理性
什么是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呢？理解这一问题必须先明确两个概念，即什么是“形式性”和“合理性”。韦伯主要在两种意义上使用“形式”这一概念:首先是指按照抽象的一般性法律规则处理具体问题,而不是具体情况具体处理;其次是指法律体系的独立性和自我完善性,即法律规则的适用不受道德、宗教、政治以及权力者个人意志等实体性要素的影响,强调法律的自治性。[1]因此，形式性是指法律强调其外部形式，如一般性、独立性等，而不涉及它的内在价值范畴。而合理性则主要是一个政治社会学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意味着对一种政治制度的公认。”[2]而这种公认又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公认价值。它们或者依靠法律规则,或者仰仗传统信仰,或者依赖统治者人格魅力而维持着对社会的统治。因此,合理性是与正当性相等同的概念,合理性的统治意味着这种统治被社会认为是正当的;同时这也表明合理性主要是一个价值的概念,具有合理性的事物意味着它得到人们价值上、情感上的认同。[3]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指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规则，且用法律之内的标准来处理案件；同时法律一般、独立的性质被社会所承认，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形式合理性的法律是以古罗马法为基础,经由欧洲学说汇纂派(即概念法学)的研究推动,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类型,它也就是实行“法治”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表现形式。按照韦伯的观点，法律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社会的法律从近代以来经历了一个理性化的过程，形式化、理性化是现代资本主义法律的根本特征,并且只有这种坚持形式理性的法律才能适应并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法律的理性化过程也就是法律的形式理性化或形式主义的过程。［4］
这里还需要辨析两个概念，即“形式化”和“理性化”。韦伯是在相近的意义上理解理性化和形式化两个概念,若将法律的原则和规则进一步细则化、条件化了,这就意味着法律确定性和形式性的增加，可以说法律理性化是法律形式化运动的结果。但是，形式化与理性化也有不同。形式化的法律并不一定是理性化的法律。[5]总之，理性化代表了人对客观世界自觉的技术性控制,而形式化是理性化必然的外部表现形式,但是只有这种形式化被置于人类理智的自觉控制之下才能保持理性,否则它只能走向理性的反面。
（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
实质合理性是与形式合理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所谓 “实质的”是指社会根据道德、政治、个人意志等情感性要素对纠纷具体情况具体处理，而不是根据精心设计的固定法律规则处理社会问题。[6]对于二者的关系，实质和形式作为相对的概念当然具有统一的一面,实质合理性的法律也要具有一定的法律形式,但是“实体理性的法律与形式理性的法律类型的区别并不能仅从法律有没有形式化去理解(它们可能都具有形式化的法典形式),而且还必须从它们处理实体与形式的关系中去理解。”[7]
实质合理性的法律类型在立法上往往对法律规范与道德、政治规范不加区分,在司法上法律的适用倾向于屈从于实体的道德、政治原则的评价,因此法律缺少独立性、确定性,这种法律总的来说是“实质性”的。而形式理性的法律则相反,“形式性”的法律坚持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在法律规范与实体性的道德、政治原则关系紧密的场合倾向于排除实体性要素的干扰。关于二者的关系，韦伯的分析是精辟的：“形式合理性具有事实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事实之间因果关系的判断；实质合理性具有价值的性质它是关于不同价值之间逻辑关系的判断。形式合理性主要被归结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则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是一种主观合理性。”［8］
从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形式合理性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客观性，即法律的形式是客观的、固定的。法律形式的客观性从根本上保证了法律自身有标准可循，从而避免了国家家长式的专制对法律的任意专断和干预。其次是可计算性。法律形式具有客观标准，一定时期之内不会改变，因此人们可以按照以往经验对即将适用的法律有所预计。最后是普遍适用性。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不掺杂个人的好恶感情，不偏不倚的适用于所有的团体和个人；而法律的实质合理性由于是基于目的和后果的价值，因此带有极强的主观色彩。一个利益团体不可能把自己的主观标准强加于所有不同利益集团身上，因此它与形式合理性相比较少具有普遍性。


二、形式合理性与西方法治的进化
（一）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
西方法治的进化是一个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转变的过程，即从强调法律的形式合理性，逐步转变为重视法治所能达到的实质正义和公平的过程。但是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法治已经是实质法治。事实上，形式法治仍然是西方法治的主流。
回顾历史，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治发展的轨迹和一般规律。
19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些颇有思想的学者纷纷提出了各自对于法治的主张。英国的戴雪首先提出了著名的法治三原则，从而迈出了现代形式法治的第一步。这三项原则是：“除非明确违反国家一般法院以惯常合法方式确立的法律，任何人不受惩罚，其人身和财产不受侵害；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且所有的人，不论地位和条件如何，都要服从国家一般法律，服从一般法院的管辖权；个人的权利以一般法院中提起的特定案件决定之。”［9］
仔细分析戴雪三原则后，不难看出，他的第一项原则实际上强调了依法统治，即法律具有最高权威；第二项原则着重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三项原则类似于现代法制中的司法独立原则。总的来说，这三项原则都符合法律的形式合理性，属于形式法治的范畴，而且从事实上他也没有提出实质公平、正义的概念。
此后，拉兹也提出了形式法治的观点并且提出了法治的八条原则:第一,法律必须是可预期的、公开的和明确的。这是一条最根本的原则。第二,法律必须是相对稳定的。第三,必须在公开、稳定、明确而又一般的规则的指导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第四,必须保障司法独立。第五,必须遵守像公平审判、不偏不倚那样的自然正义原则。第六,法院应该有权审查政府其他部门的行为以判定其是否合乎法律。第七,到法院打官司应该是容易的。第八,不容许执法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歪曲法律。[10]在这里，虽然拉兹认识到一般法可能含有宗教或种族歧视方面的特别规定，从而在法治原则中包括特别法，但他同时强调特别法要受一般法原则的指导，最终维护一般法的权威。拉兹的形式法治观念与戴雪相比，更加明确和成熟，基本上涵盖了现代形式法治的要素，如法律应稳定、明确和独立。
法治发展到现代，其内容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人们不仅要求以形式法治维护个人自由、反对专制特权，而且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要求以实质法治消除社会不公，实现实质上的正义。例如，富勒不仅提出法的外在道德性，即法的实体目的和理想，像抽象的正义、公平等，而且强调法的内在道德性，即有关法律制定、解释和适用等程序上的原则或称法制原则。［11］富勒在《法律之德》一书里把法律之德区分为内在之德和外在之德,认为法治是法律内在之德的一部分。[12]在他看来,具备法治品德的法律制度由八个要素构成:一般性、公布或公开、可预期、明确、无内在矛盾、可遵循性、稳定性、同一性。[13]事实上，从富勒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所谓法的外在道德正是实质法治的要求，而法的内在道德指出了形式法治的特征。
此外，像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和德沃金的“权利论”实际上是对形式法治的超越，是对人类更高的实质正义目标的追求［14］罗尔斯认为，首先,“法律制度是公共规则的一种强制秩序”；相同情况相同处理,限制司法自由裁量权；“法无规定不为罪”；法律必须以清楚的意思被告知并且被明确地规定；审判必须公平、公开。[15]这一条要求强调了法治的外在规则性。其次,为了调整行为并因此取得为正义所必须的社会合作,规则必须具有某些与法治相符合的特征:必须做的意味着可能做的。[16]这一点实际是要求法律要在实体价值上合理，相当于富勒所说的“法的外在道德”。
（二）当代西方对于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争论
随着形式法治理论的发展，其局限性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显现出来。更多的学者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17]这些批评和怀疑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对形式法治下法律的确定性问题的批评讨论，二是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
从西方法治理论的发展轨迹来看，关于法治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论争，其实质是法律确定性问题的争论。
例如，概念法学的学者一般认为，法律的实体价值通过民主的立法程序和严格的司法监督完全可以实现，因此认为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具有确定性。
而部分批判法学学者提出，形式化理性化的法律并不像概念法学所想象的那样天衣无缝,相反地它如此千疮百孔以至于法律的确定性都只能成为自欺欺人的幻想，[17] 因此作为形式法治核心的规则的合理性是可疑的。
现实主义法学则通过对法律规则适用过程的实际行为分析发现,纸面规则对适用者的约束非常有限,不要说纸面规则本身具有诸多局限,就是纸面规则能够做到像概念法学所宣称的那样尽善尽美,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也仍然不能实现确定性,这是因为具有独特个性的法律适用者永远存在,法律解释永远必不可少,事实确定过程总是变化莫测……[18]
至于对形式法治能否达到实体正义的怀疑，则更多的集中于消除社会贫困和保护个人积极自由方面的讨论。
然而，实际上，这种论争的发生是由于资本主义形式法治已经发展到较为完善的程度，形式法治的好处遍及社会各个角落，人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其不足之处，要求进一步完善法治，不仅要求法治形式上平等，公正，而且要求法治体现实体价值上的正义。


三、法治的形式合理性要求
国家税务总局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税收情报交换管理规程（试行）的通知》

国税发[2001]3号 2001年1月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
现将总局制订的《税收情报管理规程（试行）》(以下简称《规程》）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为了推进《规程》的实施，加强情报交换工作的开展，特提出以下要求：

一、税收情报交换是我国作为税收协定缔约国家承担的一项国际义务，也是我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开展税收征管合作的主要方式。各级税务机关要充分认识到情报交换对于增强对跨国纳税人的税收管理，核查跨国偷避税行为的重要性，认真做好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要严格执行《规程》，对于转复不及时、查处不到位、草率应付及操作不规范的，或不按规定披露和使用情报、遗失情报的，应责令当事人作出检查；对于因泄密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当事人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鉴于税收情报交换应按外事工作要求进行，且对情报的使用和披露过程中的保密性有特殊的要求，各地应由涉外税收机构专职负责，并配备政治思想素质好、责任心强，熟悉国际税收业务，具备一定外语能力的人员。为便于联系，请各地于3月31日前将主管处（室）及负责专人名单报总局（国际税务司）。

三、各地在税收情报交换的核查中要注意信息的沟通和共享；对通过情报交换发现的偷税问题等，国税局与地税局之间应及时沟通，配合查处。由于情报涉及的纳税人较为广泛，有时难以确定管辖范围，各地税务局收到总局转来的情报后，如不属本局管辖的，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转往相关税 务部门并报总局（国际税务司）备案，相关税务部门接到此类情报后应视同从总局直接转发的情报予以查处，并在回复报告中作出说明。

四、根据工作安排，总局已把税收情报交换作为2001年涉外税收工作的重点。为了进一步做好情报交换工作，并为2001年的全国涉外税收工作会议作准备，各地涉外税收机构或相关部门应认真总结2000年度的情报交换工作，并按下列要求2001年2月15日前将工作总结报送总局国际税务司：

（一）填写《2000年情报交换工作汇总表》；

（二）根据情报交换工作的实践和体会，提出改进工作的建议；

（三）就情报查处过程中涉及的偷避税金额较大的典型案例和经验形成专题报告。

　

附：《2000年情报交换工作汇总表》

二OO一年一月八日

税收情报交换管理规程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际税收合作，提高对跨国纳税人的税收管理水平，防止偷税、避税及其他税务违法行为的发生，根据我国政府与其他国政府签署的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税收协定）情报交换条款及情报交换专项协议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情报交换工作的实践，制订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适用于各级税务机关按照税收协定情报交换条款组织实施情报交换工作的全过程。

第三条 各级（县级及县级以上）税务机关的涉外税收业务管理部门负责税收情报交换管理工作。

　

第二章 情报交换的范围和类型

　

第四条 本规程中所称情报是指税收协定缔约双方主管当局交换的为实施税收协定和税收协定所涉级的税种相应的国内法律法规所必须的情报。情报一般仅涉及税收协定规定的具有所得税性质的税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的预提所得税等；个别税收协定中涉及其他税种的，按相应的协定规定执行。

第五条 情报交换仅限于与我国已经正式签署税收协定并生效的国家（以下简称协定国）。情报交换必须通过两国税务主管当局进行，实施情报交换的有关文件由两国税务主管当局代表负责签署，我国的税务主管当局为国家税务总局。

第六条 交换的情报不应包括按照税收协定国的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或者必须采取与国内法律或行政惯例相违背的措施才能得到的情报，也不应包括任何泄露贸易、经营、工业、商业或行业秘密或工艺的情报，或者泄露后会扰乱一国公共秩序的情报（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重要利益等）。

第七条 情报交换的类型包括专项情报交换、自动情报交换、自发情报交换、行业范围情报交换、同期税务检查和授权代表的访问等。

第八条 专项情报交换是指一国税务主管当局就国内某一税务案件提出具体问题，并依据税收协定请求另一国税务主管当局提供相关情报，协助查证的行为。可以进行专项情报交换的情形包括：

（一）需要了解纳税人的基本情况：个人或公司的实际地址及居民身份、公司注册地、公司控股情况、纳税凭证、佣金支付合同、银行记录等；

（二）需要证实纳税人提供的资料；

（三）需要获取纳税人境外关联企业的资料：关联企业的合同、章程、财务报表、申报表、会计师查帐报告，以及独立企业或关联企业间交易情况等；

（四）需要了解纳税人在境外取得或向境外支付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财产收益、津贴、奖金、佣金等各种款项的情况；

（五）需要核实纳税人与境外公司交易数额的真实性；

（六）需要证实纳税人提供的境外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七）需要证实纳税人境外纳税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八）税务机关认为需要了解的其他有关税收资料。

第九条 自动情报交换是指一国税务主管当局以批量形式自动地向另一国税务主管当局提供有关纳税人取得专项收入的情报的行为。

上述纳税人是指根据税收协定的规定已构成另一国税收居民的个人或公司。上述专项收入可包括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劳务报酬、退休金、财产收益、工资、津贴、资金、佣金及营业收入等。

第十条 自发情报交换是指一国税务主管当局向另一国税务主管当局自发地提供其认为对另一国税务机关有用的情报的行为。

第十一条 行政范围情报交换是指不针对特定纳税人，而是针对某一经济部门，由协定国税务主管当局共同研讨某一经济行业的运营方式，资金运作模式，价格决定方式，偷税、避税新趋势并相互交换有有信息的行为。

第十二条 同期税务检查是指两个或多个国家的税务主管当局同时并独立地在各自国家内，对有共同或相关利益的纳税人的纳税事项进行检查的安排，并互相交流检查中获得的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授权代表的访问是指一国税务官员经本国税务主管当局的授权并应另一国税务主管当局的邀请，或经另一国税务主管当局的同意，对另一国进行实地访问以获取情报。

　

第三章 情报交换的保密规定

　

第十四条 根据税收协定的有关规定，情报的使用和披露有以下限制：

（一）交换的情报仅应告知与查定、征收、管理、执行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人员或政府机关，以及起诉、裁决上诉的人员或部门（包括法院和行政执法部门），不得直接向有关的纳税人出示，不得向其它纳税人或其它无关人员透露。

（二）上述被告知人员或政府机关应仅为税收的目的使用情报，但可以在法庭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透露有关情报。

第十五条 情报交换有关函件应作密件处理，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确定情报的密级；凡对协定国提供的情报，一律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加盖保密印章。

　

第四章 由对方提出情报交换的执行程序

　

第十六条 国家税务总局在收到有关协定国要求我方进行情报交换的函件后，应首先审核情报的类型，要求是否有效，对方所提供的案情线索是否明确完整等。审核无误后，应向有关省一级税务机关行文限期查复。

第十七条 省级税务机关收到情报交换公函后（公函格式见附件式一），应首先将情报正文和有关外文附件译成中文，并组织情报涉及的税务机关按下列顺序进行情报的查复工作。

（一）利用案头现有的纳税人资料，以核查来函中提出的问题，或核对来函中注明的情况。核查的依据包括：纳税人在案的基本情况、纳税申报表、注册会计师查帐报告、财务报表等;

（二）案头资料缺乏或不完全, 或纳税人未申报收入的, 可按情报上注明的地址或经查询确认的地址向纳税人发出“查询通知单”,也可直接向纳税人询问（通知单格式见附件样式二）；

（三）涉及案情复杂的，可经上级税收机关同意，有计划地组织进行专案税务调查；

（四）对于纳税人漏报、少报或不报来函中所载收入的，一经查实，在执行情报交换程序的同时，还应按税收协定、我国税法及刑法的规定补征税款，加收滞纳金、罚款及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等。

第十八条 核查完毕后，有关省级税务机关负责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总局报送核查报告和给专项情报请求方的英文复函，其中，专项情报核查报告应包括对方情报涉及的纳税人的基本资料，情报请求项目的核查结果、证明相关款项支付、交易、文件真实性的有效凭证和报告复印件等；有关省级税务机关负责根据核查结果似写英文复函，英文复函应针对对方的情报请求内容，措辞简练、规范（见附件样式三）。自动情报核查报告应包括自动情报核查统计表（见附件样式四）及情报使用情况说明。

第十九条 国家税务总局接到情报核查报告后，如属于专项情报，应首先审核请求车所要求的情报是否收集完全，情报是否涉及到工业、商业或行业秘密、是否需向协定国对方特别注明情报的保密性，以及英文复函的准确性等。审核后，应以税务主管当局的名义正式函复情报协定国对方。如属于自动情报，应进行整理汇总，并在审核后将情报的使用情况和相关建议反馈给提供情报的国家。

第二十条 对于行业范围的情报交换的请求，被确定参加的税务机关应在国家税务总局的指导下收集相关情报。

第二十一条 对于协定国提出的同期税务检查的请求，应由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并组织实施。

第二十二条 对于协定国提出的授权代表访问的请求，应由国家税务总局批准并组织实施。

　

第五章 由我方提出情报交换的执行程序

　

第二十三条 各级税务机关在其它渠道难以获得所需要的境外税收情报时，可以根据我国与其他国的税收协定，按本规程所指定的程序及格式，提出情报交换请求，逐级上报国家税务总局办理。

第二十四条 省级税务机关负责根据下级税务机关提出的情报请求，拟写专项情报交换请求公文及给被请求国对方的英文函，上报国家税务总局。专项情报交换请求公文及英文函（格式见附件五）的内容应包括：

（一）相关的协定条款：

（二）基本情况：纳税人名称、详细地址、法人代表、联系电话、纳税登记号、纳税人姓名、出生年月、国籍、境内外住址、联系电话、护照号等；

（三）案情事实：涉及的税种、涉及的纳税年度等，如涉及到中介付款，要提供中介人公司的名称、地址；当请求银行信息时，应说明银行帐号、银行名称和地址；

（四）疑点；

（五）要求获取的情报内容：相关原始凭证、发票、合同、帐簿、申报表、完税凭证等的复印件及文字说明；如果涉嫌偷避税案件，应说明背景，注明向纳税人保密等；

（六）请求回复的迫切度，包括希望对方回复的时限。

第二十五条 国家税务总局收到专项情报请求后，应认真审核情报交换请求是否符合有关税收协定条款，内容是否明确，有关纳税人基本资料是否齐全，英文函表述是否清晰，措辞是否简练、规范。审核无误后，以税务主管当局名义向协定国对方发函；对方无回复的应发函催报。

第二十六条 对于国家税务总局指定的向协定国提供自动情报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应在每年度终了后三个月内向总局上报《向缔约国对方居民支付利息、股息、特许许权使用费记录表》（格式见附件样式六）。

第二十七条 各地税务机关在日常税务审计或检查的过程中，发现如下情况的，可拟订情报以正式公文上上报总局，由总局作为自发情报向有关国家税务主管当局提供：

（一）涉及到与另一国的居民交易涉税金额巨大的；

（二）怀疑支付给另一国居民的巨额款项应在居住国申报而未申报的；

（三）怀疑有在别国欺诈或重大偷税行为的；

（四）税务机关认为需要向有关国家提供的其他税收资料。

第二十八条 确因税收征管工作的需要，各级税务机关可逐级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行业范围、同期税务检查等形式的税收情报交换请求，对此类请求应首先由国家税务总局组织调查并确认，并由国家税务总局与协定国对方协商后组织实施。

第二十九条 确因税收管理工作需要，各级税务机关可逐级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授权代表的访问，由国家税务总局审批并与协定车对方协商后组织实施。

第三十条 国家税务总局收到协定国对方的情报交换回函后，应于一周内将调查结果以正式文件形式告知有关省级税务机关，拼提出情报调查结果的使用意见和进一步处理的要求。

第三十一条 有关税务机关如认为协定国对方提供的情报不符合要求或不全面，需进一步查证的，可按上述程序，要求协定国对方税务主管当局进一步提供有关情报。

　

第六章 情报交换登记与存档

　

第三十二条 各级税务机关在情报的接收、转发、汇总、催办等每一个环节，都应用表格登记，包括情报收发回复时间、文号、情报主题、查处结果等。如属于自动情报，还应分批或按年汇总登记情报使用情况，包括有效情报份数、查补税额等。

第三十三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对所有交换的情报和相关公函设立专项档案，并由专人保管备查。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规程所称情报，包括书面情报和电子情报。有关电子情报网上传输的时限和保密问题另行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本规程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