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深入解决证券期货业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通知
证监会



各证券监管办公室、办事处、特派员办事处，上海、深圳证券监管专员办事处，各证券交易所、结算公司、通信公司，各期货交易所：
证券期货业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自测自改、联测自改工作已按原计划如期结束。为进一步深入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现将有关工作部署通知如下：
一、全面总结系统自测和联网测试的工作情况，填写“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承诺书”，并于8月10日前将工作总结和承诺书报送中国证监会。具体报送办法如下：
（一）各证券、期货交易所的承诺书（见附件一）和工作总结报送中国证监会。
（二）各证券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含老基金）的承诺书（见证监信息字〔1999〕7号文件）和工作总结（见附件三），报送总部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三）各期货经营机构的承诺书（见附件二）和工作总结（见附件三）报送总部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
二、认真查找隐患，加大工作力度。1999年下半年是证券、期货业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攻坚阶段，中国证监会将积极督促，严格检查，进一步推进全行业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解决。
（一）各证券、期货交易所和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应组织专门人员，对系统源程序进行逐行复查，拾遗补缺，消除隐患，完善技术管理，巩固前一阶段的工作成果。
（二）全面开始应急计划和应急方案的制定。各法人单位要明确应急计划的组织落实和技术落实，设立应急指挥中心和总指挥，于9月30日前完成本法人单位范围内的演习，切实防患于未然。同时，在制定应急计划时，必须向当地银行、电力、电信部门提出应急需求，并提交与其相
关部分的应急方案，以便共同承担意外风险。
（三）为确保系统稳定与安全，中国证监会决定9月30日为各单位核心系统冻结日，无特殊原因，不得再进行与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无关的核心系统升级和变动，系统冻结日之后，交易所将适时组织行业性应急演习（含联网测试）。
（四）经与中国人民银行初步协商，证券期货业与银行业的联合测试时间原则上定在9－10月份，不晚于10月底。为了最大限度地防范跨行业测试的技术风险，证券期货业与银行业之间不搞全行业统一测试，拟采取以法人单位为主、分别与结算银行联合测试的方式，具体事宜另行
通知。
（五）自10月份开始，中国证监会将组织检查证券、期货行业计算机2000年问题解决情况，对确有问题的机构采取果断措施。
（六）11月1日至12月31日各单位应依据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息披露指引，准备信息披露内容，向社会公布，并报备各地证监会派出机构。
（七）12月31日下午不开市，各单位一律不得关闭系统，主要领导、相关业务部门和技术人员不得放假，交易所将组织全行业计算机2000年问题世纪测试，时间为：1999年12月31日晚－2000年1月2日上午。2000年1月2日下午恢复系统，准备1月4日的正
常交易。
三、正在分业或重组的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必须实行法人代表负责制，加强对电脑中心的领导，保持技术人员的相对稳定，坚守工作岗位，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不得擅自调离总部和营业部的技术人员。如因分业或重组贻误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和《规范》落实工作，中国证监会
将追究公司法人代表的责任。
四、证监会派出机构要积极督促辖区内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基金管理公司抓紧填写《承诺书》，认真完成工作总结，按时报送；对已收到的报送材料，要组织深入分析和研究，对表现突出的公司要在核实后予以表扬；注意列出有问题公司的清单，及时与中国证监会沟通，以便进行有的
放矢的检查。同时，还要做好与当地银行、电信、供电等部门的协调工作。
请证监会派出机构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所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遵照执行，并督促其克服盲目轻敌和疲劳厌战情绪，充分估计到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周密安排各项工作，确保2000年平稳过渡。
附件一：证券、期货交易所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承诺书
附件二：期货经营机构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承诺书
附件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基金公司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工作总结标准格式

附件一：证券、期货交易所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承诺书
为有效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切实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本交易所郑重承诺：
一、确保解决计算机2000问题所必需的人员与资金，在自测自改的基础上，指定专人，对全部业务核心系统和相关系统源程序进行细致的逐行复查、修改和测试，对源程序与现行系统不一致或源程序缺失的应用系统，要采取周密的测试、升级、替换等措施，完善、建立源程序和有
关技术文档，并对嵌入式系统进行一次清理、复查。认真做好测试、修改和复查记录，消除隐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建立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应急指挥中心和总指挥制度，负责总体协调和处理2000年问题突发事件的现场决策；保证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工作小组和主要技术人员的相对稳定；在应急计划的制定、演习、实施过程中，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行动。
三、由于人员、资金、措施等原因导致本所（包括结算公司、通信公司）没有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责任由本所法定代表人承担。
四、本承诺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单 位：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 期：

附件二：期货经营机构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承诺书
为有效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切实防范和化解系统风险，保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本公司郑重承诺：
一、保证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所必需的人员、资金、措施到位，依照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按时完成计算机2000年问题检查、测试和应急计划制定、演习工作。
二、建立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应急指挥中心和总指挥制度，负责总体协调和处理2000年问题突发事件的现场决策；保证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工作小组和主要技术人员的相对稳定；在应急计划的制定、演习、实施过程中，统一组织、统一安排、统一行动。
三、保证在公司重组或申请增资扩股过程中，与有关合作方就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充分协商，做出具体安排，保证解决计算机2000年工作正常进行。
四、由于人员、资金、措施等原因导致本公司没有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责任由本公司法定代表人承担。
五、本承诺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单 位：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 期：

附件三：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基金管理公司计算机2000年问题工作总结标准格式
一、组织落实
一）公司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组织机构；
二）公司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所花费用及还需要的费用；
三）公司在技术力量、经费等方面是否存在困难？
二、自查自改
一）公司是否进行过总部及营业部信息系统、嵌入式系统等的全面清查，列出了所有可能存在2000年问题的系统、设备的清单？
二）是否对业务系统尤其是核心业务系统应用源程序进行过逐行检查？
三）是否就各种系统、设备的2000年问题情况与提供此设备的有关计算机公司、证券通信公司、信息公司等进行过确认、验证？对清单中就绪状况不明确的系统、设备，采取了何种措施？
四）如果解决2000年问题工作是通过承包等方式由外单位协助解决，是否指定专人并有工作计划，定期检查工作进展？
五）公司目前工作进展情况？是否有2000年问题就绪定义？何时能完成解决计算机2000年问题工作？
六）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三、联网测试
一）说明公司及所有营业部参加2000年问题联网测试情况，是否总部及每个营业部都至少参加了一次联网测试？
二）是否业务人员也参与测试计划的制定并参加了测试？每次测试前是否有详细的数据备份、恢复和应急计划？
三）测试中是否进行了认真的测试流程记录并有档可查？
四）公司所属各营业部测试中发现了哪些问题？请提供这些问题的详细情况。
五）是否对测试中发现的问题都进行了改正？是否对系统的修改进行了验证、记录、存档保存？
六）是否对中国证券业联网测试以外的所有2000年敏感日期都自行组织了测试？如没有，准备何时进行？
七）是否有解决公司历史数据文件存在的计算机2000年问题的工作计划？
八）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四、应急计划
一）是否有应急计划制定小组？负责人是谁？应急总指挥是谁？
二）是否已制定了应急计划？应急计划内容是否包括业务系统、数据备份、机房环境、楼宇、外界关联单位（如银行、电信、电力等）出现问题时的紧急处理措施？
三）应急计划是否经公司主要负责人批准？谁有权启动应急计划？是否考虑到应急措施涉及的行政、法律等方面的问题，确保应急措施能有效发挥作用？是否有应急计划的培训、演习、修改计划？
四）制定应急计划有哪些困难？对中国证券期货业计算机2000年问题工作小组、交易所、结算公司、通信公司、银行、电信、电力有哪些具体需求？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五、意见和建议



1999年7月13日
　 近年来，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研究，因契合了当今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时代主题，渐成热门话题,并已经准备上升到立法层面。与此同时，反对和质疑的声音亦不绝于耳。各地司法机关对刑事和解理念的大胆尝试，虽然有益于这一理论内涵的日益丰富，但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执法混乱。本文试图采用价值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厘清与刑事和解相关的部分理论问题，以期有助于理论与实践走出对刑事和解认识上的误区。

　　被害人在刑诉中的价值定位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自诉，就成为自诉人，起到控诉人的作用；第二，如果被害人依法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成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第三，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被赋予了独立的诉讼地位，成为以个人身份承担部分控诉职能的诉讼参与人。笔者认为，这三种情况中的被害人在追究刑事被告人即加害人的刑事责任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大致相同的。一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控诉职能，公诉案件还必须依附于公诉权，另一方面被害人还起到了“证人”的作用。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其他权利也考虑到了对这两方面的保障。

　　客观而言，传统观点注重倡导公共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受其影响犯罪首先被视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而被害人遭受的痛苦则被视为是次要的。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国家权力在刑事案件的追诉中被无限放大最大化的运用。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伴随着司法权力的膨胀，刑事诉讼成为了追诉机关主导的对加害人进行刑事责任追究的工具，被害人和加害人的诉讼地位并未受到重视。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公平正义，在价值的高低排序上，将公共利益放在了顶端，相反，受犯罪直接影响最大的被害人利益，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因为犯罪而受到损害的社会关系，则更是被忽视。在诉讼过程中，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权利和义务，真正对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审理实体结果有直接影响的，往往表现为作证，被害人的作用不仅没有被有效重视，反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工具化、功利化的特点。这种情形并不限于作证，在刑事公诉案件中被害人虽然享有当事人的地位，但其作用往往仅在于辅助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对案件的处理缺乏发言权，其意见对案件的最终处理不发生任何影响，而且司法实务部门还有一些人认为被害人就是“累赘”，这显然是不够理性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对象，刑事诉讼无论给予其多少关心和关怀都并不显得过分。

　　由于现实的情况，被害人因为犯罪所遭受的痛苦往往仅能依靠最后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得到一种报应的平复。在法庭审判紧张严肃的环境中，被害人难免会产生紧张或者恐惧的心理，和加害人之间并不能针对犯罪对其所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侵害平心静气的交流，了解犯罪原因，得到对犯罪行为疑问的回答，接受加害人的认错和请求宽恕使得他们之间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真正修复。相反，可能在作证过程中因回忆被犯罪侵害所遭受的痛苦而心理上再次被害。

　　在此，尤为不得不提的是被害人因犯罪而遭受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依靠传统的刑事诉讼程序经济赔偿问题的解决往往不能使被害人满意，虽然我国有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赋予了被害人就因犯罪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单独提出民事诉讼的权利，可是其超低的执行率却是我们不得不直面的司法尴尬。而据相关调查，和解成功后民事赔偿的立即履行率达到88.1%，全部履行率为91.4%。与传统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相比，被害人通过刑事和解则能够获得较为充分且快速的赔偿。由此可见，被害人的利益牺牲，其实本可以借助于刑事和解制度在处理经济赔偿问题上的先天优势而避免。

　　被害人利益应作为核心利益

　　传统型司法在解决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方面通常表现的软弱无力，而且在短期监禁刑造成犯罪人的交叉感染，刑满释放犯再犯率居高不下的现状之下，遇到了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极大困境。“恢复性司法”为了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应运而生。

　　恢复性司法模式下的刑事诉讼程序不再以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并对其科以刑罚为主要任务，而以修补被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使不稳定的社会关系重新复归平稳为目标。刑事和解正是按恢复性司法模式处理案件的实然程序性体现。在具体实现过程中，要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的信息交换、加害人对被害人的认罪补偿、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宽恕原谅为必要条件。被害人对加害人的宽恕与否直接决定着对案件的处理是否能够按照“恢复性司法”的程序走下去。国家机关在这种程序中起着主持并非主导的作用，被害人和加害人的态度、行为决定了程序的前进或终止，如果被害人不愿和解，那么程序当然地应当回归到传统型刑事司法之中。在此，被害人的作用无疑被提升到了相当的高度，甚至可以说是居于程序的核心地位。

　　传统型司法过于忽略被害人在诉讼中的重要性，将被害人的地位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对于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上想必有所帮助。得到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认可的社会关系的恢复不正是一种“公正”吗？刑罚的终极价值追求不可能逸出法律的价值之外，传统型司法所追求的公正通过“恢复性司法”也完全可以实现。而且“恢复性司法”所带来的附带结果也可以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和降低再犯率，其良好的社会效应也日益显现，何乐而不为？与传统的刑事司法相比，刑事和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将被害人利益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核心利益而不是“附带保护利益”来加以考量，高度尊重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正如陈瑞华教授指出，在刑事和解中，被害人以前所未有的姿态登上了刑事司法的舞台，并主导着刑事和解的进程和诉讼的实体结局。在“恢复性司法”已经为越来越多人所了解的今天，刑事和解作为其理念引下的一种具体制度，展示着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成为诉讼程序的重要环节之一的巨大潜力。

　　在刑事和解制度下，加害人和被害人就犯罪的影响进行直面的交流与沟通，被害人宣泄了内心的痛苦与不满，加害人亦直观地感受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造成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从而真诚悔过并努力弥补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和解的后果，不仅使被害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害得以弥补和抚慰，同时也有助于加害人正义感的产生并恢复其正常的社会感受。尤其对于轻微犯罪的加害人而言，如果和解协议的达成与履行，意味着刑事诉讼程序自此归于终结，将使加害人避免了继续程序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羁押和监禁过程中的“交叉感染”，及时并更加自然地回归社会。这样的效果，恐怕是单纯的“惩罚”难以达到的。刑事和解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刑罚的惩罚功能，但目的决定功能，功能服务于目的。刑事和解的价值追求，无疑是对刑罚苦苦追求的预防犯罪目的的最好诠释。


　　（作者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博士后、中国政法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