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执行分权运行模式的科学构建

扈亭河


内容提要：执行分权已是大势所趋，但在各地法院改革中分权的模式存在着较大的不同，有两权制说，亦有三权制说，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等方面更是千差万别。本文从分权的必要性、分权模式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阐明了执行裁决权和实施权的内容、机构设置、人员配备、两权制约等方面的内容。
关键词：分权、裁决权、实施权
以“公正与效率”为主题，我国司法改革不断推进，改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改革的范围涉及的面也比较广，从审判流程工作管理、刑事民事行政审判方式改革、庭前调解改革到审判监督改革等等。执行工作改革也在全国法院系统普遍展开，各地法院纷纷成立了执行工作局。但就基层法院而言，执行机构内部应设立什么部门，各部门之间如何分工，按什么模式运行，如何合理配置执行权等等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各地做法也各不相同。鉴此，笔者试图立足本院执行工作的改革，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以执行公正为核心，以公开、高效、廉洁为目标，探索建立符合法院执行工作规律的运行机制。
一、 实施执行分权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执行案件由执行员一人将案件包办到底的做法弊端很多，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出现了执行干警违法违纪现象，到了改革不容置疑、刻不容缓的地步。实施执行分权改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必要性：
（一）改变办理执行案件过程中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传统的执行权运行模式存在的弊端就是执行权的高度集中。一起执行案件交给执行员后，从执行措施的决定到实施，从执行财产的调查到处分、分配，对被执行人财产的执行到对其债权的执行以及被执行人的变更、追加到对案外人异议的审查处理等，均由负责执行的执行员一个人说了算。由于执行员手中的权力过大且集中，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容易产生决策错误，造成错误执行，甚至造成违法执行，同时也使外来的不法干预有机可乘，致使执行的司法独立无司法保障。
（二）杜绝执行干警违法办案、实现执行公正的需要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规范权力的行使，防止权力的滥用，正是为了使国家权力始终掌握在人民手中，始终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权力都有被滥用的可能，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不受制约的权力正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恣意横行，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①。执行案件由一个人说了算，监督软弱无力，导致执行乱、乱执行的现象还比较严重。由于执行权的行使基本上依赖执行人员的自觉性，而自觉性毕竟是有限的，以致于执行人员不依法行使执行权的现象时常存在，或怠于行使执行权滋生执行难，或滥用执行权出现执行乱。金钱案、关系案和人情案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当事人仍然有机会利用请客送礼、行贿、拉关系、找门路等手段，拉拢腐蚀执行员，以期达到使执行员作出对自己有利执行决定的目的，侵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执行效率和执行质量低下，因此必须改变执行权集中行使的状况，分解执行权，实现权力制衡。执行分权，不但有两权的制约，而且也带来了执行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从而促进执行工作的廉洁性。
二、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决权的分权模式
对权力的制约不外两种途径，一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即通过人民对国家机构和国家工作人员的选举、质询、罢免等方式监督、制约权力；二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以及其他国家机关适当的权力分工实现相互制约②。对执行权划分，就是实现执行权力对权力的制约。执行权划分应达到科学合理、分权制约、规范高效的要求，实现这些要求首先要对执行权有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执行权究其性质应属司法权和行政权相混合的一种权力，既有司法权属性，也具有行政权属性。执行权的司法权属性是指在执行过程中，针对当事人的请求，对争议的事项作出裁判，以解决执行争议的权力，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终局性的特点，司法权属性表现在执行异议的审查裁定，被执行主体的变更追加，中止、终结的裁决等方面。行政权属性表现在决定（命令）被执行人履行义务、报告财产状况，决定（命令）采取执行措施、强制措施等方面。因此，执行权具有司法权、行政权属性，是有别于其他国家权力的一种特殊权力。根据执行权的特殊性质和执行工作的实际，将执行权分为执行裁决权和执行实施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决权分别由不同的执行员行使，来达到“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目的，进而实现执行工作的健康、有序进行。
（一）执行裁决权的内容
执行案件离不开裁判，无论是从执行程序的启动到对有关执行问题的争议、执行案件的中止、终结等，都需要在执行中行使执行裁决权。执行权中的裁决权由人民法院执行员行使，包括的内容有：1、案外人异议的处理。执行裁决庭对案外人异议经过审查后认为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异议。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经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执行。经审查发现决定、裁定有错误的，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2、需变更、追加被执行人的处理。根据当事人申请，对需变更或追加主体的，由执行实施人员将有关材料交执行裁决庭的法官审查合议，需变更、追加的，由裁判人员作出裁定。否则，不能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3、中止执行裁判。执行实施人员认为案件需要中止的，将有关材料交裁判人员。对于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且约定履行期限在六个月以上，上级法院及本院对案件决定再审，案外人提出确有理由的异议，无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不能提供执行线索等情况，经执行裁决庭法官审查并合议后可中止执行。否则，不能中止执行，可决定继续执行或更换其他执行员执行。4、暂缓执行审查。对具有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上级法院通知暂缓执行、提供担保暂缓执行、审计评估期间、拍卖变卖期间等情形，决定暂缓执行。5、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对仲裁裁决书、公证债权文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18条规定的可裁定不予执行。6、终结执行裁判。对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的，裁定终结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继续执行或更换执行员执行。7、妨害民事诉讼强制措施复议的审查裁决。对妨害民事诉讼、妨害执行的行为，依法作出罚款、拘留决定。8、执行程序异议处理。对当事人、第三人提出的执行措施不当，执行方式不当，超标的执行，执行财产超出法定范围，违反法定程序等执行过程中的问题，由执行法官依法审查，异议成立的，裁定撤销执行行为；异议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异议。
（二）执行实施权的内容
执行实施权贯穿于执行案件的全部过程，执行案件的始终都离不开执行实施权。执行权中的实施权的内容包括：1、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向当事人宣讲法律，讲明法律利害关系、法律后果及指定履行义务期限。被执行人表示履行义务的，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执行传票，到指定场所履行义务。2、实施执行强制措施。对被执行人不履行义务的，依法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查询、提取、扣留、划拨、变卖、拍卖等执行措施，对可能隐匿财产及有关证据材料的，依法实施搜查。对经两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场的进行拘传，拒不履行义务及妨害执行的，由执行法官决定罚款、拘留，并经院长批准后，由执行实施庭实施。3、实施协助执行决定。包括协助执行法律文书指定交付财物、票证、协助查封、扣押、冻结、查询、划拨、扣留、提取被执行人财产、存款、收入及被执行人的预期收益。4、对被执行人有到期债权的，按法律规定向第三人发出履行义务通知，第三人在法定期限内既不提异议又不履行的，强制执行第三人。5、对被执行人、被执行财产情况进行调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执行线索及掌握的其他情况展开调查，对有意躲避、藏匿的被执行人进行调查。6、具体组织参与执行分配。确定清偿顺序，确定清偿比例，制作分配表，保证优先权实现等。
（三）划分的依据
从目前的执行实践看，将执行权力划分为执行裁判权和实施权，由执行机构的裁判组和执行实施组分别实施，比较妥当。理由是：其一，具有充足的理论依据。执行权具有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双重属性，这是目前执行分权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是执行机构分为执行裁判组和执行实施权的依据。其二，这种划分与执行人员的数量和整体素质状况相适应。当前，执行人员的数量远不能适应任务的要求，而且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短期内改变这一现状又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若将权力再进行更细的划分后又没充足的人员操作这一权力，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其三，符合效率和效益原则。执行权运行中必须考虑简约程序、节约诉讼资源。从这个角度讲，由执行裁判组、执行实施组行使这两种权力已经足够了，这种做法符合效率原则。而且，在同一层面上进行权力的划分，便于权力之间的协调，效率和效益同时可以兼顾。
（四）人员的分配
执行权运行模式从执行权的权力划分开始，拓展到人员的分离，再发展为组织机构的分离，执行权运行机制的改革与执行机构设置的改革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使执行权运行机制与执行机构浑然一体，并且有利于对不同的人员进行不同的管理③。在执行人员结构的调配上，既要考虑执行的双重属性，又要兼顾法院的管辖范围等自身的特点，科学地设置执行权的运行模式。可以探索试行执行法官责任片区制度，将辖区范围划分为几个片区，设置一个或者根据需要设置几个执行裁决庭，由执行机构设置的几个执行实施庭行使执行实施权。执行实施庭实行庭长负责制，执行实施庭再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几个执行实施小组，执行组长从胜任执行工作的资深执行长中选任，副庭长可以直接担任执行实施组组长。外出办案，一般由执行组长带队，充分发挥执行组长在办案中的组织、指挥作用和执行组人多的优势，便于配置装备、提高执行效能，增强执行威慑力，克服执行人员个人缺乏监督，随意执行的弊端，避免分散办案中低效率的重复执行。凡执行中需要的强制措施均需执行裁决庭先讨论决定，做到主次有别，共同承担。一方面能正确决策，公正办案。另一方面，合理界定执行裁决庭职能和权限后，又保持了执行实施庭灵活、机动和便捷的优势，有利于执行工作在优质的基础上保持高效。改变了原来执行工作以执行员为基本执行单元，放权过多，把关不严的局面。执行实施庭分组后实行各组分片负责执行，引入竞争机制，改变原来单纯以人为考核单元的传统做法，增设以组为考核单元，从而形成庭、组与个人的多重考核机制，强化了团队作战与协作意识。对一些关系复杂、地方行政干预大，在社会各界反响较大的案件，通过上级法院提级执行，或上级法院组织辖区法院之间交叉执行、共同执行。这样既能避免案件久拖不结，又能遏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达到执行的司法独立，确保执行的公正和效率。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执行裁决庭和执行实施庭是否均要属于执行局的内设机构？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执行局现有人员进行分离为执行裁决庭、执行实施庭，两个庭均从属于执行局；一种观点主张执行裁决庭、执行实施庭彻底分开。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切实可行，彻底分开后更有利于实现两庭的制约和监督。具体措施就是对执行机构进行变革，将执行裁决庭从执行局剥离出来，单独设立执行裁决庭。执行裁决庭和其他业务庭如民庭、刑庭等一样，拥有独立的机构、人员。彻底分离，就是为了更好地搞好监督。执行裁决庭和执行实施庭均从属于执行局下设的机构弊端重重，不能有效地实现两权制约的目的，“两权分立”制约的实质目的没有达到，两权分离仅是形式上的，最终仍然是两权归于“一端”，那就是要受执行局的领导，从属于执行局。执行局可以对两个庭进行“协调”，还是没有彻底地实现分离。用通俗话讲还是“一个锅里摸勺子”，“孪生兄弟”之间怎么好去制约呢？在两庭均属于执行局的情况下的互相监督和制约，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执行局或者直接说是要依靠执行局长一个人的力量来进行。将监督重担寄希望于一个人经过实践证明远远不能实现卓有成效的监督，根本的还是靠制度、靠机制去达到监督的目的。所以，要实现两权有力的监督、制约还是要从机制上寻求突破。实现裁决庭和实施庭的分离，几个实施庭仍然属于执行局，而裁决庭与执行局没有任何关系，真正起到对实施庭的监督和制约。执行权分权制约模式和执行机构改革不仅能够实现执行权的分离，而且提高执行效率，从而达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目标。
（五）两权的制约和监督
执行裁决权对执行实施权的监督和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原先执行员“大权”集于一身，执行员既充当执行案件的裁判者的角色，又要对自己的裁决进行实施。分权后，执行裁决权由专门的裁决组行使，把权力进行了分化，执行实施权的实施应当严格依据裁决的内容才能实施。执行实施权怎样对执行裁决权实施制约呢？执行裁决组进行裁决时，执行裁决的提起不是无缘无故的，裁决事项的建议权在于执行实施庭，由执行实施庭对需要裁决的事项提交给裁决庭，报裁决庭进行裁决。
建立科学、合理的执行分权运行模式，改变以往一起执行案件由一名执行员“包办”到底的现状，有利于实现执行案件的公正和高效，杜绝执行员的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邮编：257500 电话：0546－2568129）

参考著作：
①、②均参见肖扬《论宪法精神》一文，载于2003年12月4日《人民法院报》。
③参见沈德咏、张根大所著《中国强制执行制度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总结》。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办发〔2012〕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已经国务院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二年一月十三日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

　　为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10〕48号）精神，结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防治现状
　　近年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艾滋病防治的一系列决策部署，落实各项综合防治措施，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有所减缓，病死率有所下降，社会歧视有所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以下简称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下简称病人）的生活质量明显改善，基本实现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的总体目标。
　　但是，当前艾滋病流行形势仍然严峻，社会歧视广泛存在，局部地区和高危行为人群疫情严重，还有相当数量的感染者和病人未被发现，梅毒等性病疫情上升，艾滋病传播的危险因素广泛持续存在，感染者陆续进入发病期，病人明显增多，死亡增加。防治工作面临一些新的挑战：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传播方式更加隐蔽，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疫情上升明显，配偶间传播增加，未开展预防母婴传播项目地区的母婴传播率处于较高水平；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耐药增多加大了治疗的压力和难度。同时，一些地区和部门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重视不够，政策落实不到位，防治措施覆盖面不足；现有的防治技术、手段和能力尚不能满足工作需求，防控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基层基础工作有待加强。防治工作出现的新问题与原有问题以及难点问题交织并存，情况更加复杂，防治任务十分艰巨。
　　二、目标和工作原则
　　（一）目标。减少艾滋病新发感染，降低艾滋病病死率，减少对受艾滋病影响人群的歧视，提高感染者和病人生存质量。到2015年底，重点地区和重点人群艾滋病疫情快速上升的势头得到基本遏制，艾滋病新发感染数比2010年减少25%，艾滋病病死率下降30%，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数控制在120万左右。
　　1.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包括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知晓率，15-60岁城镇居民达到85%以上，农村居民达到80%以上；出入境人群、流动人口和15-49岁妇女达到85%以上；高危行为人群和青少年达到90%以上；监管场所的被监管人员达到95%以上。所有普通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每学年按照规定要求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专题教育或宣传教育活动；各级主要新闻媒体刊播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公益广告占公益广告的比例达到5%以上。人口献血率达到10/千人口，各省（区、市）献血量和献血人次的增长水平不低于当地医疗服务需求的增长水平。
　　2.高危行为人群有效干预措施覆盖率达到90%以上，接受艾滋病检测并知晓检测结果的比例达到70%以上；所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发放和推广使用安全套；95%的宾馆等公共场所摆放安全套或设置自动售套机；高危行为人群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0%以上；登记在册阿片类物质（主要指海洛因）成瘾者500人以上的县（市、区）建立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及其延伸服药点，为70%以上符合条件的成瘾者提供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服务；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人员艾滋病年新发感染率控制在1%以下；静脉注射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具比例控制在15%以下。
　　3.孕产妇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率达到80%以上，高流行地区达到90%以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所生婴儿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应用比例达到90%以上，接受综合干预服务后的孕产妇艾滋病母婴传播率降低到5%以下；孕产妇梅毒检测率达到70%以上。100%县级及以上医疗卫生机构主动为有艾滋病感染风险的就诊者提供必要的艾滋病和梅毒检测咨询服务，70%以上感染者和病人的配偶每年至少接受一次艾滋病检测，95%的监管场所将艾滋病检测列为新进被监管人员常规检查内容。
　　4.符合治疗标准的感染者和病人接受规范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比例达到80%以上，治疗持续12个月的比例达到85%以上；90%以上的感染者和病人每年至少接受一次结核病相关检查，符合治疗条件的双重感染者接受抗结核菌和抗艾滋病病毒治疗比例达到80%以上；符合标准的病人服用预防机会性感染药物的比例达到80%以上；累计接受中医药治疗的人数比2010年增加70%。梅毒患者和感染梅毒的孕产妇接受规范诊疗的比例均达到80%以上，全国一期和二期梅毒年报告发病率增长幅度控制在5%以下，先天梅毒年报告发病率降至30/10万活产数以下。
　　（二）工作原则。坚持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防治、科学防治；坚持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扩大覆盖、提高质量。
　　三、防控措施
　　（一）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教育。宣传部门协调指导广播影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将宣传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作为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的重要任务，加大刊播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和公益广告的力度。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手机等媒体，通过相关节目或开设专门栏目，不断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充分发挥有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作用，鼓励和动员受艾滋病影响人群参与宣传教育工作，营造反对社会歧视的良好氛围。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个体经济组织等要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纳入本单位从业人员的岗前或岗位培训，支持员工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宣传活动。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和政策纳入党校、行政学院、团校等机构的培训内容。将防治知识和政策掌握情况、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作为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加强公共场所、社区、边远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宣传教育。交通运输、铁道、卫生、质检、住房城乡建设等部门要继续在车站、码头、机场、出入境口岸、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旅客列车、民航飞机、载客船舶等公共交通工具显著位置，设立艾滋病综合防治公益广告宣传栏，放置宣传材料或播放宣传信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要设置固定宣传设施，经常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宣传和咨询。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要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纳入基层文化建设内容，对辖区群众开展宣传教育。科技、农业、文化、卫生等部门要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支农、惠农活动相结合，在农村相关培训中增加艾滋病综合防治教育内容，突出加强对高流行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农民的宣传教育。要结合当地的民风、民俗特点，组织志愿者有计划地深入边远贫困村庄和少数民族村寨，加强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宣传。开发通俗易懂和民族语言的宣传材料，发挥宗教人士和少数民族中有影响的公众人物作用，开展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宣传教育。
　　加强流动人口、青少年、妇女、被监管人群等重点人群的宣传教育。商务、质检等部门要加强出国劳务人员等出入境人员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宣传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纳入农民工相关培训。在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城镇地区，卫生、公安等部门要加强流动人口居住聚集区域或社区的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工商部门和工商联等单位要积极引导用工单位在其负责管理的农民工集中居住场所摆放宣传材料和安全套，开展同伴教育活动。人口计生部门要充分发挥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网络的优势，向流动人口和育龄人群宣传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劳务输出组织、用工单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要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和安全教育。教育、公安、卫生、共青团等部门和单位要在青少年中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教育、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建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机制，在医学院校、师范院校相关课程中纳入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内容，在初中及以上学校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专题教育，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证课时落实和教学效果。充分发挥学校社团、互联网、学生刊物等平台的作用，鼓励青少年主动参与宣传教育活动，并将落实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和技能等相关教育作为学校年度考核的内容之一。妇联、人口计生、卫生等部门和单位要关注已感染艾滋病和面临感染风险的妇女，积极倡导和支持开展针对妇女的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防止配偶间传播和母婴传播，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工作网络优势，继续深入开展“职工红丝带健康行动”、“青春红丝带”、“妇女‘面对面’”和“红丝带健康包”等专项行动。公安、司法等部门要结合监管场所特点，加强被监管人员的法制宣传和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教育。
　　（二）扩大综合干预覆盖面，提高干预工作质量。突出重点，遏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公安部门要继续依法打击卖淫嫖娼、聚众淫乱等违法犯罪行为。卫生、宣传、文化、人口计生、工商、质检、旅游等部门要落实宾馆等公共场所摆放安全套的有关规定，加强检查指导，提高安全套的可及性。各省（区、市）要明确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的公共场所。有关场所的经营者要通过多种方式，促进安全套的使用。加强对高危行为人群以及感染者配偶的健康教育和综合干预，提高安全套的使用率。要将艾滋病和性病检测纳入重点公共场所服务人员健康体检，对检出的艾滋病病人、性病患者及时提供治疗服务。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性病防治能力建设，完善治疗服务网络，改善服务环境，提高服务质量，及时和规范治疗性病病人，并将性病诊疗服务与艾滋病预防干预紧密结合。积极探索使用抗病毒治疗药物预防配偶间和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间传播的方法。
　　开展对吸毒人群的综合干预，扎实推进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减低艾滋病和毒品的危害。在继续依法打击贩毒吸毒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卫生、公安、司法、食品药品监管等部门要密切配合，将预防艾滋病经吸毒传播与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戒毒条例》相结合，加强综合干预，进一步扩大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的覆盖面。依托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门诊，建立延伸服务点，提高服务的可及性。建立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和戒毒药物维持治疗之间的衔接机制，积极探索在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场所内开展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工作，做好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出所后向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机构的转介工作。加强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规范化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探索建立减免费用等激励机制，加强对服药人员的管理和综合服务，提高维持治疗保持率，确保治疗效果。在戒毒药物维持治疗难以覆盖的地方，继续开展清洁针具交换工作。
　　扩大预防母婴传播工作覆盖面，有效减少新生儿感染。卫生部门要以妇幼保健网络为平台，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和先天梅毒防治工作纳入妇幼保健和生殖健康服务常规工作中，建立长效工作机制，逐步将工作扩展到全国。各级各类提供孕产期保健及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要充分利用孕产期保健服务，为孕产妇提供艾滋病与梅毒咨询、检测、转介或诊疗服务。对感染艾滋病、梅毒的孕产妇及其所生婴幼儿，免费提供治疗、预防性用药、随访等系列干预服务。加强相关监测、机会性感染预防及婴幼儿早期诊断等工作，减少艾滋病母婴传播和先天梅毒的发生。
　　（三）加强血液安全管理，预防医源性传播。发展改革、财政、卫生等部门应当依据当地医疗卫生服务发展规划，保证采供血服务的发展与医疗服务需求增长幅度相适应。卫生、食品药品监管、红十字会等部门和单位要巩固加强采供血机构和血液管理的成效，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积极建立无偿献血志愿者组织，提高固定无偿献血者的比例，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高危行为人群献血，大力推动无偿献血工作。加强血液安全管理，积极推进血液筛查核酸检测工作，到“十二五”末基本覆盖全国。完善采供血机构实验室质量控制体系，加强对采供血和血液制品生产的全程监督与管理。公安、卫生等部门要开展经常性的打击非法采供血液（血浆）、制售血液制品和组织他人出卖血液（血浆）活动。卫生部门要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临床合理用血和院内感染控制的培训和管理，完善并落实预防艾滋病和丙肝医源性传播的工作制度和技术规范，加强病人防护安全和医务人员的职业防护。
　　（四）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最大限度发现感染者。发展改革、卫生、质检等部门要依托现有医疗卫生服务和传染病监测网络，配备必要的设备和人员，进一步加强监测检测能力建设，完善艾滋病、性病和丙肝综合监测和实验室检测网络。逐步推广艾滋病新发感染识别检测、病毒感染窗口期检测和婴幼儿感染艾滋病病毒早期诊断技术，提高检测服务的可及性和质量，所有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确证中心实验室具备开展识别艾滋病新发和既往感染检测能力。加强医疗卫生机构检测和病例报告的管理，及时掌握疫情动态与流行特点，对可能发生的疫情进行预警。加强监测信息的分析和利用，建立部门间信息合作与共享机制，定期公布疫情。卫生部门要合理设置和调整自愿咨询检测点，开展艾滋病、梅毒和丙肝的检测咨询工作。定期开展对感染者和病人配偶以及高危行为人群的艾滋病、梅毒检测咨询工作。公安、司法、卫生部门要加强被监管人员的艾滋病检测咨询工作。
　　（五）扩大治疗覆盖面，提高治疗水平和可及性。要根据感染者和病人的具体情况，按照就地治疗原则，及时开展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加强随访，提高治疗效果。积极动员感染者家庭成员、社区组织参与非住院病人的治疗工作，提高治疗依从性。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在病人抗艾滋病病毒、抗机会性感染治疗、随访、药品提供等方面的管理制度以及异地治疗的转介和衔接机制，加强被监管人员和流动人口中病人的治疗工作，提高治疗的可及性和规范化程度。加强感染者和病人中结核病、丙肝的筛查和诊断，做好治疗和随访服务工作，不断提高治疗效果。卫生、中医药部门要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探索艾滋病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扩大中医药治疗的规模，提高治疗质量。发展改革、财政、卫生等部门要加强定点综合医院和传染病医院的学科与能力建设，提高其综合诊疗能力，并加强监督管理，落实其为感染者和病人提供诊疗服务的责任。各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对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和传染病防治等项目的要求，切实做好有关防治工作，逐步实现艾滋病防治服务均等化。公立医疗机构要强化社会公益性质，积极承担艾滋病检测咨询、临床治疗和管理、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等职能。各级政府要根据实际，对医疗机构承担的艾滋病防治任务给予补助。
　　进一步完善艾滋病治疗药品的供应保障体系，健全药物采购、配送、支付和储备等制度。发展改革、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业和信息化、食品药品监管、卫生等部门要根据艾滋病治疗需要，结合财政和医保基金承受能力，适时将抗机会性感染的必需药品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并做好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衔接工作。发展改革、财政、海关、税务等部门要继续对进口和国产的抗艾滋病病毒治疗药品实行税收优惠。商务、工业和信息化、知识产权、卫生等部门对用量大、价格高的进口专利药品，要探索国内企业许可生产的可行性，最大限度降低药品成本。发展改革、食品药品监管、工业和信息化、卫生等部门要加强对国内医药企业的指导协调，加快艾滋病治疗领域药品的研发、生产和审批。探索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药品定点生产企业。工业和信息化、卫生、财政等部门要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和需要，调整储备药物品种、数量，做好新药技术储备。
　　（六）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服务和管理，全面落实关怀措施。卫生、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坚持不懈地落实“四免一关怀”政策，努力消除对感染者和病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就医、就业、入学等方面的歧视。提高艾滋病救治的保障水平，进一步减轻医疗费用负担。在继续落实免费抗病毒治疗和医疗保险报销政策的基础上，民政等部门要针对合并机会性感染的病人实际情况，对抗机会性感染治疗的费用通过医疗救助给予解决，地方政府要对生活困难的病人提供帮助，切实减轻其医疗费用负担。民政、红十字会等部门和单位要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救助工作及晚期病人的情感支持和临终关怀，将符合条件的感染者和病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并保护他们的隐私。扶贫、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把政府救助与倡导、动员爱心行动相结合，把艾滋病综合防治与扶贫开发相结合，支持生活困难的感染者和病人开展生产自救，依法保障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感染者和病人的合法就业权益。财政、教育部门要制定和落实对因艾滋病造成的困难家庭子女就读普通高中、高等学校的救助、减免政策。民政部门要将艾滋病致孤儿童全部纳入孤儿保障制度；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儿童或患儿，适当补助基本生活费。民政、教育等部门要加强对受艾滋病影响儿童心理辅导工作，保障儿童健康成长。
　　宣传、卫生等部门要加强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增强其法制观念，提高其社会责任感，督促感染者和病人及时将感染状况告知其配偶或有性关系者。公安、司法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依法打击故意传播艾滋病和利用感染者身份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建立健全对违法犯罪感染者和病人的监管制度，做好其回归社会后的治疗、救助等衔接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卫生、外交、教育、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质检、外专等部门要积极配合，共同做好在华外国人艾滋病防治工作。
　　（七）实施分类指导，全面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高流行地区要重点加强病人的治疗、管理、关怀救助和预防二代传播，减少新发感染，降低病死率，尽快遏制疫情上升的势头。高流行的县（市、区）要将艾滋病和梅毒检测咨询纳入婚前自愿医学检查内容，县级医疗机构将艾滋病检测纳入住院和门诊的常规检查，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对高危行为人群提供必要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针对高危行为人群开展艾滋病快速检测咨询和梅毒检测；积极推广抗艾滋病病毒治疗作为预防的策略，根据病人数量和分布，按照方便患者、保证质量的原则，合理设置治疗服务网点，提供治疗服务。中度流行地区要控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中度流行的县（市、区）要根据实际扩大艾滋病检测范围，县级医疗机构按照“知情不拒绝”的原则对重点科室就诊者和住院病人主动提供必要的艾滋病检测咨询服务；适时推广抗艾滋病病毒治疗作为预防的策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指定定点医疗机构，为病人提供规范的治疗服务。低流行地区要重点加强监测和宣传教育，保持疫情的低流行态势。
　　要充分发挥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作用，研究艾滋病综合防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解决防治工作的重点、难点问题，不断总结我国不同地区、不同传播模式的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探索艾滋病、性病和丙肝综合防治的工作模式。有关部门和地区要整合防治资源，加强对示范区的组织管理、技术指导和监督考核。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防治工作机制。地方各级政府要对行政区域内的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负总责，完善“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治工作机制。高流行地区政府要充分认识当地艾滋病疫情的严峻性，实行政府一把手负责制，将防治工作纳入政府工作重要内容，每年进行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考核；中度流行地区政府要充分认识艾滋病流行对当地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将防治工作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落实管理责任制，定期进行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考核；低流行地区政府要克服麻痹思想，重视艾滋病防治工作，将其纳入工作考核内容。各地要制定符合各地实际的防治工作规划，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作任务。根据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发展和需要，进一步完善与艾滋病综合防治相关的法规和配套政策。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对考核不合格的地区，追究主要领导以及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各地、各有关部门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和掌握艾滋病综合防治知识和政策。
　　各地尤其是高流行地区要加强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充实办事机构和人员，明确相关部门和相应人员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协调与管理，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要充分发挥各级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或协调机制的作用，加强统筹协调，明确成员单位职责，组织推动防治工作。各有关部门要利用部门优势，将艾滋病综合防治纳入本部门的日常工作，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建立考核制度，根据工作需要设立兼职人员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要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切实落实防治责任。
　　（二）加强机构和能力建设，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各地要落实深化医改的要求，建立基层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新机制。加强基层防治能力建设，全面建立以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导，县级定点治疗医院为支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为平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社区组织等为补充的基层艾滋病防治服务体系，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具备开展艾滋病的快速检测和梅毒检测的能力。高流行地区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立独立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科室，建立艾滋病确证检测实验室，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具备艾滋病相关免疫细胞检测能力，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有专职或兼职人员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加大现场指导和技术支援的力度，不断提升基层艾滋病防治服务能力；中度流行地区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明确专人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定点医疗机构和妇幼保健机构设立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具备艾滋病、梅毒和丙肝检测能力，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具备艾滋病相关免疫细胞检测能力；低流行地区的县（市、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有兼职人员负责艾滋病防治工作，设立艾滋病筛查实验室。卫生、中医药部门要加强防治队伍建设和各级各类艾滋病防治人员的培训，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执业医师考试的内容，重视学术带头人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要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基层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及其人员的艾滋病防治技能培训和指导。卫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要落实国家对艾滋病防治工作人员的工资倾斜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调动防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稳定防治队伍。开展公安、司法、质检等部门防治人员艾滋病自我防护的培训，加强职业防护。
　　（三）保障经费投入，整合防治资源。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政府投入为主、分级负责、多渠道筹资”的经费投入机制，合理安排艾滋病防治经费，逐步加大投入力度。动员和引导企业、基金会、有关组织和个人为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提供支持。加强对国际、国内防治资源的统筹协调、管理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各级政府应当确保国际合作项目结束后各项防治工作的可持续性。
　　（四）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开展艾滋病综合防治。各级政府要将社会力量参与艾滋病综合防治工作纳入整体防治工作计划。积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红十字会、工商联等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以及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艾滋病专业防治协会等社会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动员和支持企业开展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宣传、捐赠款物、扶贫救助等公益活动。鼓励志愿者积极参与防治工作。要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在艾滋病防治中的重要作用，利用其易于深入接触特殊社会群体、工作方式灵活、效率较高等优势，按照属地活动的原则，统筹规划，加强合作、引导，促进社区组织在高危行为人群宣传教育、行为干预、检测咨询以及感染者和病人关怀救助等领域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要开展社区组织的管理及防治技术培训，支持其提高防治能力。各级财政要加大投入，通过委托、招标等购买服务或提供技术服务、物资等方式，逐步扩大社区组织开展防治工作的覆盖面。民政部门要支持相关社会组织注册登记，卫生部门要认真履行业务主管单位职责。
　　（五）加大科研力度，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卫生、科技、食品药品监管、中医药等部门要尽快落实“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和“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专项的“十二五”实施方案，为艾滋病综合防治提供科技支撑。加强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干预研究，强化治疗药物、检测试剂和预防药剂及用品的应用研究，加强耐药监测、早期诊断、新发感染识别检测、快速诊断、防治效果评估、中西医结合治疗、与艾滋病综合防治相关的社会问题等方面的研究，着重解决防治策略、干预措施等关键问题，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继续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引进国际艾滋病综合防治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的防治经验。通过与相邻国家的双边合作，加强边境地区的预防干预工作。积极做好对外宣传，为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扩大我国在艾滋病综合防治领域的国际影响。
　　五、督导与评估
　　加强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工作，完善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系统。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制订计划，开展督导检查，注重防治效果的评估。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制订本行动计划的督导与评估框架，对防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2016年初对本行动计划执行效果进行评估。